我和李超一直通着电话，知道车型后，我在它上环线的时候跟上了这辆车，一直到了一个别墅小区。车停了一会儿，一个中年男人下车进了屋。

我告诉周庸位置，让他过来和我会合，天黑时一起行动。

半夜1点多钟，天色黑得不能再黑，别墅的灯都关了。我打开手机的摄像头对着别墅扫了一圈，看看是否有红外摄像头。确定什么都没有后，我和周庸换上消音的软底布鞋，猫着身子走到一楼防盗门处。

听着里面没什么动静，我走到别墅后面对着厨房的小门，用铁丝轻轻地打开门锁，进了屋。我和周庸悄悄地四处找了一下，觉得最有可能关人的地方就是地下室。

周庸用手机打字给我：“徐哥，要不咱直接报警吧。”

我拿过他的手机：“警肯定得报，但咱得先把李超的孩子弄出来。他那孩子没出生证明，被警察带走后很麻烦。”

安眠药只能去医院药房凭处方单购买，不可以随便吃

我发消息给李超，问他认不认得出他儿子的长相。李超说认得出，到时候给他发视频或照片他就能认出来。

周庸在地下室门口帮我望风，我极其缓慢地打开了地下室的门，走了下去。地下室里有十几个孩子，大的也就五六岁，小的还是婴儿。他们每个人都睡得特别熟，桌上还摆着一盒史蒂诺斯，看来孩子睡之前都被喂了安眠药。婴儿总共有四个，我拿出手机分别照了一张，发给了李超。

李超很快回复：“第三张和第四张那个是我儿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我说：“你先别感谢我，第三张和第四张是两个孩子，不是一个人，到底哪个是你儿子！”

李超：“我真分不出来了，要不你都抱回来吧！大不了我都养着。”

我抱起两个婴儿，缓步上了楼，和周庸一起离开了这栋房子，坐回车里报了警。半个小时后，看着两队警察冲进了别墅，我和周庸打着火，开向了李超家。

即使把两个孩子抱到面前，李超和他老婆也没认出哪个是自己儿子。

李超：“明天我去做个亲子鉴定吧。”

我说：“那玩意儿得一周才出结果呢，孩子的乳母肯定知道哪个是你儿子。”

我和周庸按照代孕姑娘的户口信息，找到了她老家。她开门看见我们俩有点儿吓坏了，让儿子回屋玩，转过身跟我们解释：“真不是我干的。”

我说：“知道不是你干的。”然后拿照片给她看：“这两个哪个是你代孕生的？”

姑娘沉默了一会儿：“两个都是。他们俩是双胞胎，我按照合同需要交出去一个，但另一个我可以自己留着。正好那人找上来，说要买小孩，我就答应了。没想到他来了以后，把俩孩子都强行抱走了。”

我和周庸坐在回燕市的高铁上，周庸说：“这回超哥双喜临门了啊！”

我说：“钱也不少花，黑市办个出生证得十万元，他这回还得乘以二。”

周庸点头：“徐哥，你说这事其实挺可笑的，孩子丢了警都不能报，因为没证据证明这孩子是存在的！”

我说：“是，现在这事虽然不违法，但由于没有规范，行业内还是很乱的。咱有四千多万不孕不育人口，再加上同性群体和失孤群体，需要的孩子太多了，代孕几乎变成一种刚需。我觉得政府应该参与进来，像美国一样规范这个行业。从精卵子公司到代孕母亲公司，再到专业的代孕医院，以及相关行业的律师，甚至心理咨询服务全都规范清楚。这样既不会再出现生了双胞胎都不知道，也不会出现孩子丢了没法报警的情况。最重要的是，那些渴求孩子而不得的人群，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周庸想了想：“有道理！”

17

有个小伙离奇死亡，死前办了假火化证

按照正常的想法，熟悉的人对自己是没有危害的。所以，遭遇了熟人犯罪后，当事人往往会特别想不开。但实际上，熟人犯罪和陌生人犯罪的比例相差得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大。其实，熟人犯罪是一种常见的犯罪行为。即使发生在你身上，你也不必因为对方是熟人而想不开——这和其他的犯罪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次要说的，就是一起发生在我身边的熟人犯罪。

2016年10月19日下午，我和周庸正在某健身俱乐部游泳。游的时候，周庸的苹果表一直响，他游到浅水区站住后，抬手点了几下，抬头看我。我说怎么了。周庸抹了把脸上的水：“徐哥，马北一死了，已经火化了！”

马北一死在这个时候，实在是太巧，也太奇怪了——他欠了许多钱，还是一起诈骗案的嫌疑人。而且他死不见尸，大家知道他死了的时候，就只剩下了骨灰。

他是周庸的大学同学，也是燕市人，很精明，大一时就在寝室楼里卖烟。晚上寝室楼锁门后，学生都得跟他高价买烟。据周庸说，他大学学费都是自己赚的。

9月28日，周庸的一个大学同学要结婚，马北一拉了个聊天群，说准新郎让他代收份子钱，让同学们发红包或转账给他。过了两天，有人和要结婚的同学聊起这事，对方很惊诧：“没有啊，我都半年没和马北一联系过了。”接着他们试图联系马北一，却根本联系不上。

马北一失联后，周庸的同学圈一下子炸了。因为许多人都想到，自己在当年6到8月份期间都借过钱给马北一——包括周庸，借得最多的就是他。

7月份时，马北一约周庸吃饭，谎称在南方包工程，还发了工地照片和工程合同给周庸，需要资金，向周庸借了十五万元。同学们互通有无后发现，他跟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

我问周庸要了更多的合同照片，并给当地建设局打了个电话咨询，发现合同上的工程编号根本不存在。

周庸借马北一钱时都没多想：“这人一直挺靠谱的，上学时虽然搞了许多歪门赚钱，但是借钱什么的都是很快就还。别的同学攒钱买手机时，他不仅赚钱买了个iphone，还买了个尾号8888的手机号说等升值。”周庸通信录里的马北一，备注是“马精明”。

马北一在同学里人缘不错。他是单亲家庭，母亲去年得了尿毒症，家里没什么亲戚，全靠同学们捐款凑够了换肾手术费。周庸当时也捐了三万元，他妈最后还是没挺过去。

但这事后来被发现也是假的。马北一失踪后，几个人找大学时的导员，要了马北一家的地址。上门后，马北一“因为尿毒症去世”的母亲给他们开了门，说自己对马北一的所作所为全不知情。同学们发现一切都是诈骗后，马上报警立了案。

结果他们今天接到警方的通知：马北一自杀了——已经火化，只剩骨灰了。

周庸没心情游泳了，我们俩一起爬上岸，走回更衣室坐下。周庸擦了擦头，问我觉得马北一是真死还是假死。

我说：“我对这种事都有怀疑。前几天我看新闻，说有个学生借钱还不上后自杀了，也是直接就剩骨灰了，我也觉得真实性有待商榷。”

我向周庸要了他的手机，看他同学群里的信息。有人提议用骨灰验dna，周庸问我能不能验出来。我说当然不能，高温会把骨灰烧得只剩下无机物，还会使dna变性。

我想了想，问周庸能不能和同学们商量下，把这事统一交给我们代理。“马北一要是假死，咱可以帮他们把人找出来，但追回款的百分之十，要作为调查费。”

周庸发了一会儿消息：“他们都答应了。”

第二天中午，周庸向大学时的导员咨询到了马北一的地址。我们俩开着车到了地方，在小区门口的便利店买了两箱牛奶，进了小区。

上到四楼，敲了敲门，里面有人问我们是谁，周庸说是马北一的同学。一个戴眼镜微胖的中年妇女态度不是很好地打开门：“又是来要钱的？进来吧。”看来之前已经有人上门要过债了，我和周庸进了门，在沙发上坐下，将买的两箱牛奶递给马北一母亲后，她态度缓和了一些：“吃点橘子吗？”

我和周庸婉拒，直入正题：“阿姨，北一这事太突然了，欠这么多钱，人忽然就没了，说实话我们有点怀疑。”

马北一的母亲没和我们多解释，走进卧室拿出几张纸，放在茶几上，让我们自己看。我和周庸拿起来看，是三张证明。一张医学死亡证明，一张火化证明，以及一张派出所户口注销证明的存根。我趁着马北一母亲和周庸说话时，把三张纸都拍了下来。

和周庸出了马北一家后，周庸从车里拿了瓶水，喝了一口：“徐哥，他是不是真死了？不仅有死亡证明，连户口都注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