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消彼长的趋势，倘若长久以往，可谓不堪设想！

单富国而不强兵，与稚童怀抱赤金行走于闹市无异，怎除极个别的强硬主战派外，朝中本最不该缺的，就是有学之士，竟都为这短暂的喘息时光而额手相庆，非但不怒发冲冠、目眦尽裂，倒引为莫大胜利了？

朱说沉色道：“诚如王相公所言，‘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以万乘之尊而为城下盟，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

“确确是奇耻大辱！”柳七说到激动处，不由拍案而起，义愤填膺道：“因那日开此先河，诸敌皆知我宋好欺，连区区党项，亦以投契相挟，年卷万两白银，万匹绢布而去。朝中只知养兵，而不管练兵，各官腐败、借官家财富做生意与民争富、中饱私囊者数不胜数。如不尽快做出决策，又如何长久？”

听着二个小青年的慷慨陈词，陆辞只沉默地喝了口茶。

朱说与柳七所说一点不错，他的宋史记得的虽不多了，但对那屈辱的花钱买和平，还是颇有印象的。

更知道这和平哪怕想买，也买不久。

强势崛起的外族，在明知宋人富庶的情况下，凭什么让他们每年乖乖等着部分奉上，而不亲自去把全部取来呢？

而在侵略势力与大宋翻脸之前，大宋已先撑不住了。

最初是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不得不仓促下进行变法改革，而改革亦进行不顺，加上天灾人祸，最后外敌趁虚而入，就一败涂地，不得不越退越南。

最后以杭州为都城，南宋再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还是不可避免地覆灭了。

但陆辞也不认为，朝中就真是一群睁眼瞎，只顾眼前的短暂和平，而不顾长远的发展。

问题怕还是出在皇帝身上。

如今在位的官家，可没有他父亲和伯父的霸气，早前辽军的来势汹汹，就把他吓得屁滚尿流，差点南迁了。

若非宰相寇准是个有胆色魄力的，连官家也敢‘挟持’，逼他上了前线稳定军心，北宋怕就几年前就被人一端到底了。

宋太祖是有心进取，好战而战不赢，无奈退居防守，他的这位继承人，则是被吓破了胆，能打时都宁可不打，而是掏钱买和平。

和平既能买来，又何必劳民伤财，冒风险去打呢？

重兵戎边的庞大开销，可比‘赠送’给辽以换取退兵的岁贡，要轻上不少了。

至于扩充军队，能给官家带来一些安全感，当然要办；可一旦涉及练兵，就得授予武将稳定的军权，他又不乐意。

老赵家的黄袍加身，不正是源于兵权在握么。既知兵权如此重要，他们自会有意一削再削，毕竟国家的强盛，甚至土地的完整，统统都比不上赵家统治的稳固来得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