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娜看着自己似乎有些闷闷不乐的恋人，不由想到了自己第一次见到小小的恋人时的情景。

斯佩多家族并不是多闻名的家族，即便有爵位在身。

那时候戴蒙·斯佩多也不过十二三岁，艾琳娜比他年长一年，正是亭亭玉立少女年华。

说起来也不过几年前，那时候艾琳娜是怎么也想不到那个阴郁的小鬼会成长为现在身旁这个英俊有为的青年，也想不到那个孩子会成为站在自己身边的恋人。

戴蒙·斯佩多是十六岁参加的军队，从此前途无量，前程安好……军功赫赫。

即便如此，在战争结束后，戴蒙·斯佩多很快利用军功得到了一个爵位，脱离了自己的原生家族。

这个时代贵族进入军队是不需要从底层做起的，从指挥官爬到中校，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

凭借神鬼莫测的手段，他所在的军队奔赴战场，戴蒙·斯佩多如鱼得水。

在近几个世纪之前，欧洲战场更加风靡的作战部队，并不是国家的军队。

“契约者”，Condottieri，即“雇佣军”。

最早在中世纪出现于意大利、德意志诸邦和瑞士，来自欧洲各地的当兵者会与雇佣兵首领签一纸契约，内容包括：担任兵种、服役时间以及酬劳多少等……这是16-18世纪欧洲主流的军队类型。

在中世纪时，不存在主权国家。

欧洲近代早期国家的政治体制——绝对君主制(AboluteMonarchy)决定了雇佣军的风行。

“构成中世纪欧洲的成分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具有同一性的政治单位——即国际性国家体系，其政治版图必然是相互重叠、犬牙交错的，不同的司法诉讼程序在地理上相互缠绕、分层，充斥着种种不同的誓忠、不对称的主权、不规则的飞地。”

——如是而已。

雇佣军是“为钱而战”的军队。在16-17世纪，国家与军队之间是一种经济契约关系。国家只负责给养和军饷，而不对军人负有明确的政治责任。反过来，雇佣兵没有国家的概念，只要有钱，他们为谁而战都行。

16-17世纪的雇佣军头目被历史学家称为“军事企业家”(militaryentrepreneurs)。战争于他们而言是一笔生意，部队好比一家企业。

当他们率领企业走向战争这个大市场时，会先设法与某国政府（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另一类型的企业）签订作战合同，获取高额利润。一些雇佣军首领的经营能力大得惊人，所能付出的人手军队也是庞大的数量，但不可否认，大大小小的军事企业家们的基本利益诉求是一致的：拉起一支队伍，以此为资本向君主换取金钱或土地。

到了18世纪，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的欧洲革命拔除了绝对君主制的社会和经济基础，西方世界进入人民主权时代，自由、平等、民主、民族等政治理念“固化”在新生的政治制度当中。

与政治潮流变化相对应的是，军事体制的改变——军队基本国家化，但高级军官还保有许多应由政府控制的管理权，部队在相当程度上仍被视为他们可以从中捞足“油水”的私产。

在18世纪之前，中央政府尚无力全面介入军队事务，征兵工作是以雇佣军首领为主，地方官员起配合作用。在18世纪之后，国家成为军队的唯一控制者，军人日渐转换成国家的公仆，职业军队基本的轮廓已经出现。

就在这个时间点的两三年前，意大利政府就如同欧洲各国的形势一般，正式出台了反雇佣军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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