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未听明白，而是不想回答，所以我支吾两声。

“你那天在贵妃醉餐馆。”她提醒我。

可能是她样子友好，不像警察那么一副挖出你心肝的无情冷酷样，我脑子在一阵夹着烟雾的碎玻璃块里搜索一遍。说如果未记错的话，阿历克斯最多伤了点皮。但他逃不出震荡器的波网。

上了有轨电车，娜塔丽已经和我熟如朋友，从内而外透出的自然和放松，让我不能把对异族人的疑心警戒拿来对付她了。电车越走越慢，行人和汽车在轨道上横穿。七十年代醉酒开车，八十年代超速开车，九十年代初发脾气开车，九十年代末和新世纪初胡乱开车。喇叭、铃声一路齐奏，让人又想起涣散而无奈的六十年代。

“我们下车，走路也比坐车快。”娜塔丽说。她在出门前建议带我到“真正的布拉格”去走走，不必老呆在“殖民者”的圈子里。对此我当然高兴。

街头立着一个雕塑:翻倒的坦克。一九六八年，有个学生自焚，抗击苏军坦克入侵，压制布拉格之春运动。娜塔丽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我的脸那么痛，仿佛自焚之火还熊熊燃烧，火焰炙烤着我。而坦克被乱涂乱画，根本见不着原先的油漆，炮塔上有条黑字的标语:溜滑板不是罪。

我对娜塔丽说:“全世界都一样。”

娜塔丽点点头。

“你瞎点头。”我有点火了，说，“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指的什么。”

“我当然知道。”她重复了一句，“全世界都一样。”

自由决不会有罪。但写这条标语的人忘了，自由总和罪相连，否则就不叫自由。否则这么美丽的一个城市就不会变得这么不伦不类。自由也不会套上电子震荡器。我想也未想就这么说了。

拐入小巷，差不多每个小广场都有两个裸露的天使雕像守着。天使断臂、少翅膀，灰尘、乌屎披满全身。窗框油漆掉尽，有的锈迹斑斑。

“我带你去斯米乔夫地区，或许你会喜欢。”娜塔丽收敛笑容，说，“如果法庭要你作证，你能不能以刚才的观点加以引证来讲话？”

我听得很专心。

“比如，左翼社会党并未枪毙人，但政府将以此定罪，说现场中弹死去的几个人皆为左翼社会党劫持者击毙的。”她看着我，稍停了停，说知道我会同情左翼社会党从事的事业，恳望我能合作。

这才是娜塔丽来找我的真正目的，并非为了了解阿历克斯受伤的情况。阿历克斯的伤势，她当然知道，就像她知道怎么找到我。我不置可否地笑笑。

娜塔丽说:“你总不可能不与正义站在一边吧？”

我说:“我站在我自己的一边。”

争执持续一路。我和娜塔丽越争执就越像一类人，因此气氛并未冷淡下去。而脚下生风似的快，没过多久，已进入斯米乔夫地区。

六十年代盖的俄式住宅区，当时为社会主义的骄傲。房子早已破败，杂草丛生，树叶肥大茂盛。地铁广场正在举行狂欢，戴着假面的人们载歌载舞。街上游荡的人无拘无束，闲散自在。这不是我已见过的那个漂亮优雅的城市，而是另一个布拉格，这里的天也蓝得特别，那些废弃的建筑、颓塌的道路、油漆剥落的房子好像也是一种有意的陪衬，精心的安排。环绕广场的楼房窗外随风飘扬的挂晒之物，如懒散而满不在乎的旗帜和宣言，来吧，和我们一齐舞蹈！单簧管，还有六孔竖笛回旋在广场四周，像处于幸福之中的祈求:要尽情享受生活！

慢慢地走着，我们过了桥，站到斯洛凡斯岛上，我的眼睛才不由自主地转到周围的风光上。眼前的一幕令我惊讶万分:岛上热闹异常，全是人，从老到幼全都一丝不挂。刚开始长出点点青春毛的男女少年混在一块玩牌，每件器官新鲜得晶莹，阳光沐浴在他们身上，一轮轮闪着纯洁的辉光。欧洲各国人都有，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围坐在桌子四周。浑身都是毛的俄罗斯人，像庞然大物。苗条的法国女人，乳房高耸，屁股如花瓶那么曲线圆润。一群德国老太太皱纹折叠，一伸一缩，韵律十足地在网两边打板球。裁判戴着眼镜，年龄几乎可做我的外婆，光着身子坐在网前高凳上，干瘪的乳房紧贴胸膛，差不多晃不动了，却一样怡然自得，高声地喊着:“二比十五！”河滩上的吼叫引起我的注意，泥、沙、汗水弄得身体白白黑黑的，除了几件器官，几乎分不清男女，但个个肌肉都发达，像希腊的雕像。悬挂在钢架上的沙袋被击得连钢架都晃动。摔跤的人紧紧抱住，一个肉体缠住另一个，彼此勒得骨骼嘣嘣地响。一个个儿不大的女人用一个漂亮的大背袋动作把男人猛摔倒在沙地上。然后，全身压了上去，手臂和腿狠命钳住男人身体。男人的双腿无奈地踢蹬着。耍弄棍棒的人，头系红带，离沙滩稍远，比起摔跤的人，身体要干净得多，有进有退。击木剑的人，头盔下长发飞舞。

直到娜塔丽拍了我一掌，我才回过神，掉转身去。她已脱掉衣服，身体匀称、结实，乳房不大，却含满了汁液般地鼓胀着。

我的心猛地跳了起来。我想我的脸一定红了。

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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