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延超说：“当然等到了啊。”

季友安“哦”了一声：“那你俩当时又没回来。”

“第一批先接走的是伤员，”薛延超说，“但后面除了伤员以外，摄制组其他人全都没有离开，回墨脱休整了一两天之后又继续进山拍摄了。”

季友安说：“这也太拼了吧。”

“嗯，我当时也觉得挺惊讶，”薛延超说，“不过好像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大概他们常年在野外，也是见识惯了各种危险。”

季友安：“那你们原来那个导演呢？”

“他过世了，”薛延超说，“救援队在山脚找到了他的遗体，用直升机运回去了。”

季友安沉默。

薛延超：“生老病死啊，大家都逃不过的。”

“嗯，”季友安说，“你们当时肯定很难过吧？”

薛延超：“难过当然是会难过的，不过斯人已逝，再难过也没有办法改变现实，我们能为关勇导演做的，就是让他的心血不要白费，好好地去完成这部作品。”

“后来副导演代替了关勇的位置，重新统筹，集结好整个团队。我们重新在当地请了一个向导，他带我们走了另一条路线，我们几乎是在山里度过了整整一个冬季。文青们都喜欢说，西藏是洗涤心灵的圣地，是天堂，”薛延超说，“但其实那里并不时时刻刻都是天堂，环境是真的很恶劣很严酷，拍摄难度也很大。这600多天，我们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荒凉的无人区度过，还有大半时间要花费在路上奔波，基本就没睡过一天好觉。”

“除了气候和环境，最难解决的就是交通问题。路况差得简直难以想象，我都已经完全不记得遇到过多少次车祸，翻车、爆胎，车都数不清报废了几台，”薛延超笑了笑，“最惨的还是当时换赞助商那段时间。原本的汽车赞助商不愿意再和我们合作，那段时间我们连车都没有，只好到当地包车，因为去的地方太多了，所以只能不停地换司机。结果有一次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坏心的司机，他把我们那一车的器材和设备拉走了，然后就再也没回来。这个打击可真是不亚于当时雪崩。”

季友安也笑了笑：“后面肯定又是三舅花钱把新器材新设备买回来的。”

“是啊，你三舅当时虽然被你姥爷他们打压得挺惨的，但是拍电影这么多年也还是赚了点钱的嘛。虽然他拉不到赞助，但是买点东西还是买得起的，”薛延超说，“当时我们停滞了很长时间，才又重新开始。拍摄真的是困难重重，能通车的路段都算轻松了，最怕的就是那些没办法通车的路段，拍摄器材运不过去，只能靠马、靠骡子背过去，再不行只能靠人背。”

季友安想了想：“你们可以请背夫啊。”

薛延超说：“嗯，能请到背夫都算运气了，大部分时候还是得自己动手。当时我那三年过得，跟当兵样的，每天50公斤负重跑起步，还得应付高原缺氧，真是苦不堪言。”

季友安笑了起来：“没关系嘛，反正有三舅陪你。”

“唔，那倒是，”薛延超说，“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就是为了你三舅，要不是为了你三舅我天天往死里折腾自己干什么？不过后来我也真的是很受到摄制组的感染，也真的是被种种奇观震撼到了，单纯地就是出自一种想去记录去诠释的创作欲和责任感，这份经历和情感都天难忘了，也很难用语言去准确地描述出来。”

“我们拍摄出来的画面，每一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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