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桐被他吓了一跳，“我以为你还在楼下呢。助理说雷诺阿在叁楼，我就直接上来了。他是我最喜欢的画家，色彩和光影的运用太迷人了。”

雷诺阿是第一个活着看见自己的作品被卢浮宫收藏的画家，他的印象派画作色彩绚丽柔和，主题非常生活化，人物总是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我也喜欢。”

席桐倒是很惊讶：“我以为你会喜欢安格尔这样的新古典主义，画裙子褶一丝不苟，和照相一样，逼真到炫技。”

孟峄见她不信，下巴朝墙上的画微微一抬：“《Potrait   de   Irène   Cahen   d'Anvers》，又叫《小伊琳》，作于1880年，据说与Renoir不睦多年的Degas看完后，也忍不住称赞他画得极好。画上这位八岁的小姐是一位银行家的女儿，Renoir最初迫于生计才接单，但后来看到真人，超常发挥了。”

席桐探头看画旁边的小字介绍，还真是一字不差，对他另眼相看：“所以，你为什么喜欢雷诺阿？”

孟峄欲言又止。

画上的小伊琳恬静地坐在洒满阳光的树丛前，浓密的长发披到胸前和腰际，白皙得几乎透明的脸上，一双剔透的眼睛略带羞涩，望着远方。天蓝色的蕾丝裙、蓝灰的瞳眸、发上的蓝蝴蝶结将她衬托得如初春的湖水一般纯净，红润的小手、红棕的卷发、樱桃红的嘴唇又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明艳的生机，在暗色调的背景下，她犹如一束明亮的光源，照亮了观众的眼睛，让人能想起生命中那些最美好的东西——

明媚的阳光，年复一年的春日，新鲜的空气，初生的绿芽。

“是因为……”

匆匆的脚步声骤然响起，孟峄回头，助理走过来和他低语几句，席桐朝展厅门口看去，只见两名穿制服的警察等在那里，皱眉盯着他们。

“是因为，他的作品里总是有光。”

孟峄说完，吻了一下她的额头，“桐桐，我可能要晚一点再回来，冰箱里有馄饨，你记得吃。”

“警察找你什么事？”

他拍了拍她的肩，“放心，我能处理。”

说罢，便独自朝门口走去，和警察一起消失在走廊上。

席桐有种不好的预感，接下来看画也没什么兴致，助理陪着她，但一直在打电话，她听见他联系了孟峄的律师，语气有点急。

回到ME后，她把叁鲜馄饨煮了当晚饭，馄饨是食堂的华人厨师包的，袋子上贴着“Eating   before   0:   00的标签，味道很好，她吃着吃着，突然察觉不对。

孟峄上午开完会拎着馄饨回来，之后在客厅办公，没出去过，中午他在茶水间做了两盘番茄意面。

馄饨是一人份的，那么他知道晚上不回来吃饭？

她洗了澡，躺上床，半夜醒了一次，孟峄没回来。第二天中午，她接到助理的电话，孟峄这几天都不能回公司了，和几个保镖住在跑马道的家里，让她别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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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市区，某家私人医院。

下午四点，闻澄睁开眼，病床边坐着个人，正在削苹果。

她一看见他，就哭了，哭得很伤心：“我没爸了，我爸他死了……薛岭，我爸死了，我爸妈都死了……”

薛岭放下苹果，用温水洗了手，扶着她靠在枕上，抽纸巾给她细细地擦脸，手指温热，力度舒适。

闻澄哭了一会儿，眼泪渐渐干了，脸上的表情陷入一种呆滞麻木的状态，好像变成了没有灵魂的木头人。

薛岭站起身，很温柔地开口：“警察来了，他们要问你一些事，你知道什么，就和他们说。中国警方已经和他们交涉过，这边会尽快把案子查出来。”

闻澄好似醒了，拼命摇头，拽住他的衣角：“我不想见他们，我谁都不想见，薛岭，你在这陪我，我只有你了……”

他说：“我去给警察开门。”

他一离开床边，闻澄的眼泪又哗啦啦淌下来，薛岭走到门口，外面等着一个亚裔男警察，很面善，跟他走过来，朝床上打了声招呼：“闻小姐。”

薛岭重新坐下，闻澄抱着他的胳膊呜咽，警察见状，把台湾腔放得更加软，开门见山：“闻小姐节哀。我刚从警局过来，对孟先生的证词做了记录。我想请问你，郝洞明先生是什么时候来加拿大的，你又为什么来找他，你周末的行程是怎么样的？”

警察耐心地问了好几遍，闻澄才抽抽噎噎地道：“我爸是周四过来的，我……我家里出事了，外公在医院，医生说他快不行了……”

她哭着说了几句，口齿不清，薛岭向警察解释：“她来找郝先生帮她舅舅的忙，您知道，郝先生在银城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闻澄的思维很混乱，肿着眼泡、鼻头红红的样子也着实可怜，警察好容易才记录下来，她是周五飞过来的，傍晚五点落地，然后就住进中山公园附近一个朋友的公寓。

“既然很急，你周六没有去找你爸爸吗？”

闻澄摇头，抓紧被子，看上去又悔恨又气愤，抹抹眼泪：“我一下飞机就给我爸打了电话，他就不告诉我他在哪，还关机了，他以为我是来找他要钱的！”

“要钱？”警察问。

薛岭替她说了：“她和郝先生在国内吵了架，她想开一个化妆品公司，国外供货商已经联系好了，郝先生不同意，认为她经验欠缺。”

警察点点头，“那么闻小姐，你来温哥华后一直在公寓，没有出去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