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仇公公一直保持渊默，但跟镇远侯一样，只要坐在那里，本身就是对漕党莫大的支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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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是七八个大商人了，他们大都是靠运河发家的。

尽管漕运的耗羡运费能加收到正粮的三四倍，但运军们还是叫苦不迭，逃亡严重。为了漕运安全，朝廷只能抚恤运军，特许漕船‘附载土宜、免征税钞’……即是说，准许漕船运载商货，而且是免税。

赵公子说，他也想要，不过是海上的。

于是漕船扮演起商船的角色，后来甚至发展到主营运货，兼营运粮，本末倒置的地步。在其数千艘漕船的恐怖运力支持下，大运河成了大明最重要的一条商业流通干线，漕运衙门也就成了大明最大的物流集团。

其实天下苦漕运久矣，天下商人亦苦漕运久矣。年复一年，运费不断上涨不说，还得额外奉送运兵漕丁孝敬，不然货物被摔摔打打，水淹遗失都是常事。

这要是海运开了，商人们能多一个南北货运的选择，他们当然求之不得。所以至少大部分行商，其实是愿意看到看这种局面的。

但在座的这些大商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坐商、行商，而是独特的漕运包商。

所谓漕运包商，就是代理漕船运力分配权的商人。

后来因为这块的利润实在太高，很快就超过了漕运本身的油水，漕运衙门干脆将运河上所有船只，全都纳入了管辖。

漕运衙门是极为霸道的，没有他们的许可，你就是自己有船，也不能打运河上过。要想得到通行权，还是得找这些包商求购。

能成为‘漕包’者，无一不是手眼通天的人物，属于漕运利益集团的核心层。想成为‘漕包’的难度，完全不亚于成为两淮总盐商。

所以哪怕是伍记车马行，这些年的生意已经做到货通南北了，却依然得老老实实，每年花费巨资，向‘漕包’求购运河通行权。

虽然这项收入大部分要上缴漕运衙门，但漕包们依然积攒了下了巨量的财富。他们又仗着‘发包权’带来的莫大权势，在运河沿岸广置产业，利益遍布通州、天津、济宁、临清、淮安、扬州等沿河的重要商业城市。

这要是运河就此被边缘化了，他们的损失可就太大了。甚至连安身立命的分包权，都会变得不值钱。这是他们绝对无法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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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漕包商人的头领人物姓宋，名叫宋啸鸣。方才关于江南集团的详细情报，就是他提供的。

甚至连这场会盟，都是在他的大力鼓动下才成行的。不然以这些官员和太监的颟顸，就算感受到海运的威胁，也不会这么快就凑一起商讨对策的。

宋啸鸣之所以如此积极，是因为他在漕包之外，还有另一个身份——大明最大的钱庄，‘恒通记’的大掌柜。

恒通记已经有百年历史，主要股东是漕运衙门和南京勋贵，漕包们也在里头有参股。

大运河贯穿大明经济最繁华的地带，恒通记背靠漕运二府，做汇兑储蓄业务，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一直却做得半死不活，而且经常爆出丑闻、名声很是狼藉。

要不是漕运衙门强制规定，运河商人所有的银钱往来，都必须从恒通记走。这家钱庄怕是早就倒闭了事了。

这一点不奇怪，就凭那帮漕运官员和勋贵，能把漕运成本提高到正粮四倍的尿性，他们能在钱庄这样一个有寡头竞争、专业性极强的行当做好了才怪。

终于在三十年前，恒通号出现严重亏损后，漕运总兵和漕运总督终于痛下决心，下血本挖了当时‘万源号’淮安分号的掌柜宋啸鸣，来掌舵恒通。

这位宋大掌柜是位杀伐决断的商业奇才。上任前他便跟股东们约法三章。

一，看自己不顺眼，随时可以撤了自己。但只要用自己一天，就必须给自己绝对的经营决策权。包括资本的运用，人员的去留，一概不能干涉。

二，股东们不能向恒通记借钱，之前的借款要转为放贷，一年内结清。一年以后随行就市、收取利息。

三，不准‘三爷’进恒通记管事儿。所谓三爷，就是股东们的‘舅爷’、‘姑爷’、‘少爷’。但凡靠掌柜经营的生意，这三种爷掺合进来总没个好。

这三条不答应，给他多少钱多少股份，他都不会趟这浑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