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旷听了，对张敬修的情商再次无语。但因在一起多年，也不挑理。只是笑道：“公子不必如此。义河先生此前来信，说他的病情颇为沉重。再说他在应城县，光报到江陵，再传信过去也要两三天，等他回信来，这朝堂上的交锋也出结果了。”

顿一顿又道：“公子也不必担心。大人适才所言，隐含的意思是四个字“鸟尽弓藏”——以我看来，他想多了。皇上对大人并无芥蒂，他又何必悚惧如此，还是太谨慎自守使然。”

“相爷说是变法自万历五年开始，其实光准备工作就做了三年。万历八年才全面铺开，这棘手的事儿且在后头呢。若无相爷坐镇朝堂，这满朝文武还不得打出狗脑子——现在皇上离不得相爷，若皇上真有换相的心思，早就开始培养能替换的人选了。”

“现如今王国光和张四维等辈，谁能接手这一大摊子？相爷绝对是多虑——不过也不怪他，这一人之下的地位，若无谨慎自守的心，早就跋扈起来，惹得皇上厌恶了。”

正说话间，果然宫中派的太医到了，陪同的中官还带了了皇帝的慰问和补品。姚旷笑道：“我说如何？估摸着皇上是刚得到消息就派人来了，这圣眷还是如旧。”

张敬修听了姚旷的宽慰，心事放下了大半。姚旷就在房中拿出百官谱，开始写写画画，陷入了长考之中。

......

此时的京师，因揭帖案发，楼台瓦舍的生意当日就火爆起来，各路官员将隐秘些的包间全数订满，要与亲近人抓紧时间交流，判断风向好便于站队。

华灯初上时，刘应节、殷正茂、潘晟、申时行和王篆等陆续到了。张居正强撑病体，在书房与这些变法派核心成员开起了小会。

刘应节、殷正茂这两个总督在变法之后，分别任枢密院副使兼军政部和军训部部长，相当于由文官系统转入了枢密系统，级别也一跃到了从一品；潘晟在吕调阳退休后入阁；申时行接了他的礼部尚书；王篆此际任吏部侍郎，是张党摆布人事的核心，他家儿子与张敬修女儿定亲，政治上完全依附于张居正。

这些人或为张居正同乡、或为其朋友、或为其门生，是张居正可托以腹心之事的张党核心成员。因揭帖案发，张居正也顾不得避讳，必须开这个会，以统一下一步政争的步调。

经过下午的思考，张居正和姚旷都做出同样判断，揭帖案就是针对张居正而来。主事者有两个目的，一是将张党的重要党羽，张学颜和王宗载钉死，并试图为刘台翻案，进而动摇万历五年廷杖的正当性，为反变法积蓄力量；二是通过揭帖案和“空饷案”，暗攻张居正，为后张居正时代做好准备。

而对手发动的主要诱因是张居正年后做的手术。以此际人们对疾病的认知，实施过全麻手术的张居正应该处于“血瘀气虚，疾重难返”的状态——随时都有可能一病不起。

几人齐聚后，姚旷稍加解说，众人都深以为然。申时行道：“师相今日在政事堂昏倒，更坚定幕后指使者之心了。”刘应节笑道：“就怕他缩回去，如果此人真以为江陵公行将就木，说不定能露出尾巴来呢。”

王篆其人少有才名，嘉靖三十四年中举，担任县知事七年。嘉靖四十一年辞官参加会试并考中进士，干了两年御史后进入吏部，从基层一直干到侍郎——长期的人事工作，造就了他极深的城府。

他沉吟道：“这主事者甚为阴险，刘台之暴毙尽管还没有详情结论，但揭帖案一发，其死于非命的屎盆子就扣在了张相头上；而且张学颜本来就在空饷案中自身难保，再加上刘台冤案，那就敲钉转角，彻底死透了。这是集中兵力断我等一指之法——而且丝毫没有暴露。”

殷正茂听了他的分析，也深以为然，并从兵法的角度发言道：“这幕后之人藏在暗处，除非到了朝堂势力明朗，我等才能分清敌友，到那时双方势力相当，恐怕已经进入决战阶段了。”

这些人七嘴八舌的一讨论，按照受益者就是凶手的这一理论判断，王国光、张四维都成了怀疑对象。

对于王国光，张党判断他的精力大部分用在下半身，未必有这个手段；而且王国光只要保有富贵就好，早已无意在内阁登顶。也就是说，这个人谁当权他就听谁的，属于中立势力。

至于张四维，尽管在内阁连续当了七八年的小媳妇，也都逆来顺受了。更何况他的接班呼声最高，只要不犯错误就好，何必冒险为此？昔日余懋学的事儿，张四维经历过惨痛的教训，如今还敢做这种事吗？

潘晟道：“有没有可能，这主事者就是想让我们怀疑这两个人？其本意并非要攻讦相爷，而是离间内阁，进而动摇变法局面？此事忽然而起，王、张二人此前也没有任何征兆——或者，不能从权斗的方向去看？”

众人都是官场老油条，开始都往权力斗争上去想，没往这个方向去琢磨。潘晟一语道破，张居正一拍手道：“绍芳果然无疑不可问，不愧‘英才’也，此事定是如此！”

众人被潘晟打开思路，俱都觉得很有道理。王篆叹道：“如此一来，更难找出这幕后之人——此后行事，后背上也要长一双眼睛了!”

刘应节哂道：“我等进入宦海，都知风波恶，谁不在眼观六路，谁不在肚子算计？只不过遇到了英明之主，大变法而图振兴，我等这才志同而道合，欲成其功业而载誉青史——说到底，披上这身红袍，就别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