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自己做得最多，得到的却是最少，就算这样其实你也不介意。一辈子活得浑浑噩噩，不睁眼看的话，糊糊涂涂也就过去了。伺候丈夫、侍奉父母，拉拔儿子长大。你分明没有保留地对待他们，可是等到自己生病的时候，却没人愿意给你看病。

何川舟看着厨房里的碗筷、覆着油烟的墙面，还有几盒随意扔在洗手台边上的药盒，觉得命运有时候真是极具讽刺。

对不受偏爱的人潦草书写，随意弃置。

管它痛苦是不是能克服;

管它绝境是不是能转圜。

你才五十多岁，不想死，这不是很寻常的事吗?你一边打工，一边吃药。有钱了就去医院，没钱了就躺在家里。你给他们打电话，没人愿意来看你，因为你把钱给自己花了。你活着的价值，被自己消耗了，所以你不配。

何川舟回过头，半明半暗的一张脸，写着惋惜与同情。说出的字分明很轻，却跟惊岸的潮水一样猛烈地拍打过来。

对吧?

女人恍惚发觉，是她自己轻得像草一样，所以才会那么轻易地被风吹翻。

她生活得像棵草一样。

何川舟低缓的声音很容易叫听的人生出一股惆怅：一个人的生活痕迹跟多个人的生活痕迹还是很明显的。沙发上那几件老人跟孩子的衣服已经放太久，上面都落灰了。电视机边上的教材也是几年前的版本。不是你在厨房里多摆两个碗，大声一点儿说话，就可以伪装得了的。

保洁沉默了很久，抬手一抹自己的脸，自我安慰般地低声道：他们还是会来看我的。

何川舟的每个字都显得不留情面：极少吧，敷衍地关心几句就走了。

保洁抬眼看她，吸了吸鼻子，又从手边堆满的杂物里翻出一包开过的纸巾，抽了两张胡乱在脸上揉擦。

她平复着呼吸，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直到只剩下一腔伪装出来的平静，跟何川舟说：我也不想跟你讲我生活的难处，而且你自己都看见了，如果不是陶先生愿意帮我一把，我真的已经死了。他带我出来打工，给我介绍工作。我以前在他的公司里上班，做保洁员。日常是比较轻松，可是工资再高也就几千块钱。他说如果我愿意吃苦，可以辞职。他每个月给我四千保底，我再去找点别的活干，起码能翻几番。陶先生在我们村，名声一直很好的。他愿意帮自己人。

何川舟半蹲在她面前，看着她不停揉搓着手里的餐巾纸，语气依旧平和：我知道，像陶先勇这样的有钱人，不会跟你有太多接触。他稍稍对你好一点，是因为需要你帮他做事。当然这不代表他是个好人。

女人的眼睛里水花闪烁，反而让无神的眼神变得生动了不少，她声音夹着无法抑制的颤抖跟沙哑，说：他是不是个好人，跟我没有关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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