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关中商馆的行首王酒胡结束了短暂的会见，而带着满头汗水退出来之后；战战兢兢的表情之下，心中未免大大吁了一口气

。相对于饱受煎熬的上管会经济委员高郁而言，他眼前这一关总算是过去了。

然而作为一个依靠独到眼光和足够细致谨慎得以成功的商人，他知道自己失去的东西可不只是，这表面上轻飘飘的几句问责

那么简单；那也许代表着自己处心积虑，在这新朝所谋取到的机会和前程。

但如果接下来，他不能够拿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表态话，也许他失去的会是更多更多。一想到这里，他就对于那个并不怎么亲

近，却没少接受他家扶持的外甥气不打一处来。

难道是自己家给的支持和助力还不够用么，他可是好不容易才暨此在新朝的体制之内，有了这么一个作为契入点的“自己人

”。从不指望他能够假公济私或是引为援力，只是为了暨此表明对于新朝雅政的附和和投献态度。

但是，他所赋予厚望的外甥却偏偏做了最为短视的勾当，几乎将他长久以来所努力和经营治下所维系的一切，给几乎毁于一

旦了；他可是还指望自己受人轻贱的家门能够出个正儿八经的仕途中人呢？

要不然，在前朝之际他虽然富甲一时而接交广阔，号称排场和声势堪比王侯，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五民之末的商贾出身；那些

人不过是敬重和在意他的钱财，以及由此罗织而成的关系网而已。

但是他心中又怎么不知道，一旦他所努力攀结和阿附的靠山，在朝野相争之中有所动摇和落魄的话，籍着这个由头扑上前来

分而食之的豺狼虎豹们，可是不会有丝毫心慈手软的。

甚至罪名都不用额外安排了，一个助逆党附的罪名就足以让他满门万劫不复了；归根结底，他们这些立身不正或者根基虚浮

的巨商大贾，也不过是朝廷眼中时刻待宰的猪羊而已。

若是太平年景倒还好，那些世代权宦门第显赫的人家，终究不好让“阿堵物”的铜臭脏了自己家的手尾，而终究要有人替其

生财聚敛的。然而，到了国家衰微而时局艰难之际，他们这些身家万贯的商贾，则是拿出来杀之后快的最好替罪羊。

所以，他在那位大阿父田令孜和豺狼宰相卢携，都相继露出颓势之后，就已然开始暗中安排自己和家族的退路了。毕竟，相

对于那些贪婪或是刻毒之辈，郑堂老那样一心为国而不忌毁誉的济世宰相，才是最可怕的存在。

在保扶君父和国家天下的堂堂大义面前，这样的冠冕人物几乎是无法被收买和打动的；反而他为了实现心中的志向和理想，

却是毫不犹豫会用任何一切代价和手段，而将他们这些卑微轻贱的“五民之末”，当做施展抱负的垫脚石。

所在，在同宗的西市茶商王婆先，不堪忍受来自大内胆额索逼和强取豪夺，而转而举家奔赴南下之际；他也是暗中施以了不

少援手，不然的话，对方又怎么能够那么轻松的带着一家老小，穿过山南东道的朝廷治下就此逃入贼境呢？

这也是他暨此试探另外一条出路的手段，也留下这么一个难以磨灭的恩义和日后被引荐的渊源。所以，等到了黄巢大军西进

，而朝廷连最基本的体面和秩序都难以维系的关键时刻，

他干脆用财帛细软说服和收买了那些，被派来保护/监视他的不良汉和神策军士，就此护送着他在内用来维持门面的仅存家

族成员，抛弃了所有的固定产业而一路长驱南下，进入已经易手的襄州。

然后，他之前所苦心经营和处心积虑铺垫的诸多恩情和人脉关系，就在这个时候迅速变现成了他在陌生环境下崛起和立足的

资本；甚至就连那王婆先甘愿退居次席，敬奉他为关中商人的领头人/行首。

相比那些居无定所的行脚商人或是局限于一城一地的坐商，作为他们这些卓有成就的大商贾，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乱

世。那意味着多如牛毛的匪盗和乱军，以及遍地设卡抽税，乃至毫不讲情由就能强取豪夺，甚至杀人越货的地方割据势力。

那也代表着无穷尽的风险与令人绝望的飘没成本波动。因此，只要是一个能够保境安民的势力，哪怕是一群强盗、土贼、泥

腿子起家的卑贱出身；但只要是可以进行交涉和沟通，就意味可以在约定的代价和条件下，继续谋取商机和利益的可能性。

但是显然自从来到了太平军治下之后，给王酒胡耳目一新的惊喜简直不要太多。这也许是天下对于商贾最为优待的势力了，

他们对于商人的优待可不是体现在利益割舍上，甚至比其他的地方更兼律法森严和行当约束严密。

但是，太平军也同时给这些商贾之家，打开了一条难以抗拒的全新人生道路；除了组织族人子弟和私家武装参加海外征拓之

外，他们同样也可以有条件的开馆、游学、考拔和入仕。

这岂不是千古难得一遇的“圣明之主”么。所以，当太平军每每有所大动作，无论是长短期的军债官债，还是民生营建，灾

患的劝募，或又是大战将起的助军转运之期，他都丝毫不会甘落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