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两人在酒店里实现了各自的愿望，她想和他睡，他想把她睡.

第二天两人没有赶回山栋，巩利参加了两场采访，之后乔峰和她在北平玩了玩，晚上的时候在东单附近的电影院看了红高粱.

这也是国内的特色，那就是虽然体制有的时候看起来很僵化，但很多时候又是轻轻松松的就能达到其他国家达不到的目的.

就像红高粱的上映，如果放在美国等国家，那像上映你就得等排片，院线安排你什么时候你就什么时候，哪怕你得了再大的奖，也不可能说把其他的电影挤开让你先上.

可是，在国内就没问题，那边拿奖，这边立马就能安排放映，虽然做不到全国都上映，可是大的城市还是能最快速度拿到一定拷贝放映的.

巩利是主演，自然早就看过成片，在柏林的时候也没少看，她进电影院主要是为了和乔峰待着，在外边毕竟要在意别人的眼光，这时候又不开放，两人走得太近都会吸引来别人注视的目光，可进了电影院黑咕隆咚的，那就随你想怎么样了，拉拉扯扯，搂搂抱抱，只要不太高调引人注意就没问题.

乔峰呢，则主要是想感受下这个时候内地电影院的气氛，听听这时候的内地观众对红高粱是如何看的.

然后，当电影放到高粱地野合那场戏的时候，整个电影院都在吸气兴奋的惊呼.

不管张一谋在电影里想表达什么，普通观众是不在意的，他们在意的是很俗的，比如这场高粱地野合.

听着那些吸气连连兴奋的呼叫，乔峰觉得对于这时候还很单纯的人来说，或许高粱地的这场戏会是很多年轻男女的最初性启蒙.

谈到爱情，西方人说：“给我一张床。”而中国人却说：“距离产生美。”中国人向来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羞于说爱，跟别提性了。建国后的17年里，我国对文艺创作中的情爱意识是持排斥态度的.因此我们看不到《红色娘子军》里吴琼花和洪常青的爱情；《战火中的青春》原本应该有爱情，却被活生生挤掉；而《早春二月》却因为有小资情调受到严厉批判。后世看这时候的电影人物，无论是林道静、王成，还是李向阳、李侠，尽管都是铁骨铮铮的英雄，但是由于缺乏感情描写，使得他们过于脱离现实，形象干枯，因而只能是浪漫主义式的英雄人物。在这17年里中国的爱情片几乎为空白。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情爱意识终于开始觉醒，但是依旧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爱情片逐渐开始盛行，比如《庐山恋》这部影响了一代人的电影中就有了十分纯洁美好的爱情故事，这种爱情不沾染性的成分，所以看上去依旧是80年代特有的“新时代爱情”。到了1988年，《红高粱》中的这个镜头让中国人完成了划时代的性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