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两次，是超出了土豪控制力的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宋江起义是因为天灾，这不是土豪能抗的，方腊起义是因为宋徽宗在江南普遍的搜刮引起了公愤，否则不会闹那么大。而且即便是方腊起义，也不过蔓延几个州府，连都城的边都没摸到。宋江起义更是直接被地方州就给扑灭了，跟黄巢起义、黄巾起义这些农民起义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刘佶这种玩法，会让前期财富非常平均，人口快速增加，但在后期，人口增加引起土地经济崩溃，农民起义会摧毁政权。这完全是一种农业军事联合体。李慢侯的制度，则是商业军事联合体，用商业力量驱动军事行为，用军事力量维护商业利益，从长远来看，商业是一种更加持久的力量，因为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灾难，商业总是能盈利的。

只要中国商人集团能够持续盈利，他的体系就不会完全崩盘。而且商业是一个纽带，会驱动农业、工业全面发展，而不是限制这些产业的发展。重农就要抑商，但重商的国家，可没听说过有抑农的。重商的文化下，其他任何产业的发展，都会带动商业的繁荣。因为商业本身，就是交换，没有其他产业的盈余，就没有剩余产品进行交易。

可为什么还是会出现重农抑商的文化呢？因为商业会制造流动人口，人口一旦流动起来，就很难控制，很难让他们从事不愿意的行业，比如当兵。所以重农抑商的朝代，往往是军事强大的朝代，至少是为了军事化，而推行重农抑商策略的。

李慢侯看的很清楚，重商社会，一定要跟募兵制结合来维系军事力量，所以他的策略是寻找最好的兵源，用最好的待遇吸引他们。

军事问题容易解决，无法解决的难题是，重商文化下，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李慢侯并不担忧大商人聚积的情况，那是资本积累，迟早都要走这条路，他担心的主要是小民过于贫困，乃至于挣扎在死亡线上，这是无序竞争的必然结果，一个社会中，有强者，就有弱者。博弈之下，弱者的生存空间会被无限剥夺，最弱势的群体，只能挣扎在死亡线上，少有天灾顺逆，就可能饥贫而死。

他治下的社会，是生机最大的社会，也是贫富差别最大的社会。有无数人责骂李慢侯，认为他是一个壕无人性的暴君。可他们都没骂道点子上，一个聪慧的府学学生，不愿意去当官，家里很有钱，做起了民间学者。他用归纳对比的简单方法，写出了一片反燕王的雄文。这个家伙，开挖了许多古墓，有唐朝前期的墓葬，唐朝中期和晚期的墓葬，还有大量宋人的墓葬，蔡京的漏泽园埋葬着大量无主的孤坟，给他提供了大量素材。

这家伙挖墓可不是为了挖宝，他挖的都是普通平民的坟墓，他将尸骨拉出来对比。发现唐朝初期府兵制时期的人均身高相差很小，中后期差别越来越大，富人身高比穷人平均可以高三寸以上。而宋朝前期的人均身高，又比漏泽园里饥寒而死的拼命更高，最后他将漏泽园里的穷人身高，跟燕王治下最贫穷的城市穷人对比，发现竟然比这些穷人还高半寸左右。

这给了无数儒士攻击燕王制造了铁证。

道理李慢侯怎么会不知道，这样的对比美国人也做过，有一个美国学者，测量了一万六千个印第安人的身高，发现平均一米七一，而且高低差别极小，比欧洲人要高几厘米。可欧洲人的身高差距极大，营养丰富的贵族骑士，跟农庄里的农奴简直不像是一个民族。仿佛是印度的种姓制下的不同阶层一样差别巨大。

而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身高最低的，恰恰是日后世界上人均身高最高的荷兰人，原因就是荷兰人商业化程度最高，富人最富，穷人最穷。

围绕这片雄文，不但让男方儒士责难燕王，反推出如今世风日下，宋人不如唐人，晚唐不如中唐，中唐不如初唐，继而得出结论，三代之治必然是百姓和谐，连府学精英都分裂成两派。一派认为，燕王虽然保国保种匡扶了中原，但却没给天下百姓带来福祉，应该实行轻徭薄赋的休息之策；一派支持燕王，那思辨式的反诘拷问归纳式的雄文，反问，如果城里的穷人过的不如意，为什么不回乡？

有人说穷人无地，所以回乡也挣不到钱。这个结论很快就被推到了，因为立刻就有先生带着学生去做实地考察，他们发现，同样是做工，农村雇工的工资低于城里，可是农村人的身高却更高一些。不存在回农村吃不饱饭的问题，因为燕王治下的人口始终比较紧张，地多人少，给人做佃户，地租比南方低，收获比南方大，吃得饱，穿得暖。更何况，真的在城里活不下去的话，还可以去辽东啊，哪里土地更多，大地主登报招工，给的工钱极丰厚。

又有人说故土难离。可明明已经离开故土进城了，还有什么难离的？

这个问题引发了大讨论，双方都在抽丝剥茧寻找答案，试图证明燕王之治是不是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