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慢侯不想打击内贸，这是推动国内协作分工的好事，大宋每年制造的海船超过万艘。绝大多数都是这种内贸海船，宋国本来就是船舶制造大国，靖康之变以前，每年就能生产漕船三千多艘，如今扩大了十倍都不止。这种沿海内贸海船，载重量三千石以下，跑远洋很危险，做内贸很合适。在沿海地区每年活动的内贸海船超过十万，让海运粮食、布匹这样的大宗商品运费压低到了货价的十分之一左右。

这样的低廉物流成本，已经可以引导出很复杂的分工体系了。辽东的黄牛角、苏湖的生丝，海州的鱼鳔，温州的竹子，通过水路运输到扬州、齐州这样的工商业城市，加工成弓箭又出口到辽东、草原，如果不是有低廉的运费，根本不可能有如此广泛的分工协作，跨州府的物资周转，必须借助行政力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完全靠着商业渠道，制造出来的弓箭就能比官办作坊还便宜，便宜到草原人自己都不制作弓矢了，造不如买。

海贸成本也在下降，明州一带的佛寺用日本桧木建造庙堂已经十分寻常，这在宋朝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一提到中日古代沟通，普通人往往想到唐朝，想到遣唐使和大化改新。事实上宋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更大，因为宋朝跟日本的沟通，虽然没有那么张扬，很少有官方活动，但是民间却非常活跃，任何交流，一旦进入民间，就意味着规模成几何倍增长。广度和深度，是官方无法匹敌的。

所以李慢侯决定将新增税收加在这些外贸船上，出港税不能增加，但进港税可以大幅度增加，每年进出东藩府控制的辽河港、旅顺口、北河港（天津）、登州、胶州、齐州、海州、广州等港口大海船，不下五万艘，光是登州每年进出港的远洋海船就不下万艘，不但通往日本的海船大多走登州出港，往东洲贸易的商船也从这里出发。往南洋贸易的商船，北方走胶州，南方走广州，尤其是广州，每年进出的商船数量同样是超过万艘的。

夹在进港税收上，主要是因为这更多能让富人承担税收。这毕竟是一个工业前时代，海洋贸易更多跟奢侈品相关，尤其是宋国这样的生产大国，大多数东西都不缺乏，需要进口的往往是真金白银，这些大多是海商的盈余，向海商征税，他们是最肥的的扛得起；除了金银之外，还有香料、武士刀、倭扇、古玩、象牙、玳瑁、猫眼石，这些东西肯定不是为平民百姓准备的，进港商船带来这些物品，那么向进港商船征税，实际上就是在向消费这些物品的富人征税。

每年进港的商船五万艘，多收一千万贯，每艘就要多收两百贯，这可比现在的进港税翻了三倍，从一百贯增加到了三百贯。虽然对于大海船动辄带回数以万贯计算的商品来说，这点税收不算什么。但问题是，宋朝的海岸不都在东藩府手里掌控，东藩的港税高了，会赶走进港商船，海商可以去上海，去明州脱销。因此也不能加的太多，否则他们就不来了。

所以李慢侯只打算先加收百分之三十，也就是每艘进港船加三十贯钱，应该不至于让商船离开旧有的商业渠道彻底东藩港口。这样能增收一百多五十万贯，远远解决不了困难。

对这些有选择的商船加税有顾虑，但对没有选择的港口征税，那就容易多了。李慢侯手里掌握的是一条黄金通道，许多港口是商船无法离开的。比如澎湖以南的一些港口，吕宋城、湄公城、狮子口、卅女城、永恒城、卡拉奇、霍尔姆斯、巴士拉，这些港口城市，如果绕开的话，宋商损失会十分巨大。

如果不在湄公城停靠补给，选择北方的占婆国，也不是不行，但那里是占城人管理的，跟宋人的商业文化差异太大，这种转港，可就不是上海转明州，或者海州转通州那么简单了，需要面对巨大的信息成本，因此即便加一倍也不太可能有商船转换停泊地点。

这些城市里，有许多城市的税收潜力巨大，比如恒河口的永恒港、印度河口的卡拉奇，霍尔木兹岛、巴士拉，为了鼓励商贸，之前都采取了很低的赋税，如今也该让税率回归应有的水平了。

巴士拉是一座繁华的大食国城市，不但有商业还有手工业，跟巴格达差一些，可也差不了多少，巴格达这种城市，每年能给契丹人缴纳一百万金币的贡赋，虽然哈里发有回教世界的支援，但本身收入也在几十万金币以上，巴士拉这样的城市，收个二三十万金币是不成问题的，连花拉子模都能每年额外提供给大石三万金币，这些中西亚的商业城市，是非常富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