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李慢侯提出了一套设想，在关外重建乡兵制，土豪带乡兵，积极训练。至少能保证二十万有基本军事技能的部队，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先护着百姓逃入关内，然后驻扎长城抵御敌人。

可是他的方案竟然被东藩府的官员们反对。

反对的理由是，没有必要如此兴师动众。认为关外地区的百姓，如今普遍经商，一旦进行日常训练，对他们的生计影响巨大，很快就会贫穷下去。如果要发军饷，那还不如征募更多的常备军。燕军的军饷，无法吸引富庶地区的百姓，但对于草原、岭南土司，还是很有吸引力的。甚至可以征募更多的东洲骑兵，现在东洲骑兵的质量不断提高，因为大平原的生番部落，已经学会了骑马。

早期虽然一直禁止向他们输入铁器、马匹等战略物资，只提供盐茶等生活物资，但是养马的武将家族，总会有一些马匹丢失。广袤的大平原上，找都找不到。十几年之后，就开始出现了一些马群。而生番部族许多战士，从汉人这里学会了骑马打仗，他们退役回去之后，就开始驯养这些野马，于是战马进入了游牧生番部落手中。

历史上，马匹就是这样进入北美的。当西班牙人稳定了在墨西哥的统治，进入北美地区的时候，他们发现这里有成群的野马和骑着战马的印第安人。马匹则是他们带去的安达卢西亚马的后代，是从墨西哥流失进入大平原的。同样的现象，还有成群的野化家猪。

现在进入大平原的动物，是征服者家族们直接带到大平原的，繁衍和野化速度更快，不但有规模不大的野马群，还有大量野猪、野羊、野狗，全都是野化的家畜。这些动物快速成群，跟野牛快速消失有直接关系。

北美生番以前捕猎野牛，只是为了吃肉。这些年开始，他们为了牛皮也开始追杀野牛，野牛群已经从五六千万下降到了三千万左右。骑上战马的他们，杀起野牛来更加方便，更加高效。

这种行为根本控制不住，因为征服者家族对印第安部落的统治，是非常松散的。因为生番游猎，征服者家族只是在河流沿岸建立了一些据点，游猎到他们势力范围的生番给他们缴纳贡赋，可算不上真正的臣服，至少双方在理解上是有分歧的。印第安人大概看做了一种买路钱，征服者家族视作是臣服。这种分歧，始终在带来战争。

而且生番部族的迁徙路线是不一定的，尽可能的绕开征服者家族的堡垒。因此这种征服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象征，是宣称的征服。这几年情况依然如此，不一样的是，征服的范围更广，已经越过密西西比河，进入了大平原东岸。也建立起了一些地方州府，最高行政机构是汉海都护府，沿河分布了三十多座军州。军州之下是三百多座都保，有三百多个武将家族统治。

广袤的大平原，靠三百多个屯堡是控制不住的。但很多生番部落不愿意臣服，却愿意当兵。因为向屯堡提供武士，可以获取巨大的利益。屯堡会定期向他们支付军饷，一个武士的军饷，很多时候足够一个氏族维持生计。

这就是大平原经济，很穷、很凶，很血腥。

因为大量已经生活在马背上的生番氏族出现，让骑兵的质量快速提高，因此东藩骑兵扩大到了两万。继续扩大，基础也有，只是有些隐忧。

这种隐忧也不是很大，远隔重洋，加上定期的退役制度，不会让这些强悍部族在国内形成关系。反倒是能让他们将旧大陆的知识带回去，直接提高生番氏族的文化。所以李慢侯同意继续扩大生番骑兵数量，扩大到四万。

还有一些反对建立塞外乡兵的势力，比如以白鞑靼部大汗身份，在东藩府任职的李戎机。他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声称在狼居胥城驻扎三万大军，那个漠北民族敢南下？南下后，草场不要了吗？哪怕举族南下，一旦打输，还能回去吗？

这倒是一个道理，草原人更了解草原。家眷、牲畜都可以一起带走，可大多数时候，出征的草原人不会这么做。他们会留下老弱看守牧场，放牧牛羊。如果举族南下，路上牲口要得死掉大半，万一无法取得战争红利，整个部族就完蛋了。

要是以前，他们可能会这么选择，但现在，各大部族都修筑了大规模的城池。他们的城池修的非常好，尤其是蒙古人的不儿罕山城，作为圣城修建，采用从不儿罕山上挖来的石料砌墙，可以让全部部民在危险的时候，进入城中。李戎机认为，这是学他们白鞑靼部的。以前只有白鞑靼部在筑城，现在漠北民族都开始筑城。

李慢侯倒不认为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必然选择。城墙是高效的防御机制，能节省大量的兵力。草原民族在残酷环境下养成了实用主义原则，只要有利的，他们都愿意接受，他们的文化入水，古希腊人说他们是液态的民族。他们善于自我塑造，没有契丹人那么深的背景，也就没有那么沉重的包袱。蒙古帝国建立之后，他们在草原上还不是修建了哈拉和林大城，甚至被西方人称之为世界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