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藩金银铜票运行良好，晏湲没有入朝之前，在江北曾经跟东藩府合作，接受东藩府的纸钞。他入朝当了宰相之后，虽然继续坐镇江北多年，可逐步跟东藩冲突，以邻为壑。他开始排斥东藩钱钞，开始发行江北钱引。

晏湲发行的钱引，跟朝廷的钱引最大的区别就是，有铸钱做储备。用一定比例的储备，撬动更大规模的纸币，这期间的杠杆作用，可以让铸钱成本下降到大幅盈利的程度。他还要求江北税收必须使用钱引，将政府税收的信用注入了钱引纸钞。很快江北就再次恢复到了两个金融体系并存的时代，但运行比以前稳定多了。因为晏湲打造的金融系统也很稳定，不像朝廷不是发不兑换的钱引，就是铸造铁钱，对金融体系的扰乱太严重。

晏湲在江北的做法，最后随着他斗倒赵鼎、张浚，入朝大权独揽，开始通行朝廷。大宋朝廷这才有了稳定的金融体系。

除了金融，在其他经济领域，晏湲还大量引入东藩制度。开海、殖民、贸易，税制改革等等，许多都是在他在江北大权独揽时期进行过成功试验的。

但他无法改变的，是大宋朝廷的祖制。他无法取消大量特权阶层的特权，士大夫阶层、权贵阶层、寺院，都拥有很大幅度的免税特权。依靠这些特权，他们不需要在自由竞争中战胜对手，而是从一开始就跟其他人不在一条起跑线上竞争。因此大量兼并，都是源自特权，而不是竞争力。

积少成多，宋朝的各个阶层，都拥有鲜明的特权属性。他们的特权，让他们在宋朝控制区竞争，无往而不利，可一旦走出大宋疆域，在广阔天地中跟东藩同行竞争，就寸步难行。大宋的商人做买卖，始终做不过东藩出身的野路子们，大宋的大地主种庄稼，始终都种不过东藩出身的农场主。同样的资本在两个群体中的收益不同，同样的土地在两个群体中收益也不同。

东藩的商人，对市场更加敏锐，更加富有进攻性，更懂得随机应变；东藩的地主，对市场更加关心，更加愿意按照市场来经营农场。而大宋的商人，顽固的死守传统产业，大宋的农场主不管市场需要什么，只种他们熟悉的农作物。结果就是，东藩商人总是最先一头扎进新兴产业，站在产业风口攫取第一桶金，东藩地主总是种植最热门的经济作物，用同样的土地生产出最有价值的农产品。

一家一户对比不出什么，但扩大到上亿人的规模，这种差距就十分明显。最优秀的那批人，可能只比最不优秀的那批人优秀百分之一，一个九十分，一个八十分，可这十分的差距被市场放大之后，就决定着谁是老板，谁是苦力。大宋就在这样的不明显差距下，逐渐被竞争放在了东藩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

从技术上来讲，最新的技术，总是诞生在东藩境内。这绝不是东藩的百姓更有创造力，当然如今东藩百姓教育水平确实更高，整整一代人接受了基础教育，都能读书识字，其中有天赋的，肯用功的，即便考不入府学，也能自我学习提高自己。许多发明创造，就是这些民间小民搞出来的。

可是东藩从世界各地引入的各种知识，在大宋境内也广为传播，对发明创造有推动作用的《机械学》等科学著作和大量齐州学宫发表的力学、数学知识，宋人也能轻易获得。一亿多人口中，总是不乏天才的存在，因此宋人的发明也不少。

但是很可惜，这些宋人的发明，依然优先选择送去东藩。不是他们爱东藩，而是东藩有一套对知识和技术奖励的制度，专利权法如今已经形成共识。宋人的发明家发明了新技术，一定是先去东藩进行注册，在大宋反倒要严防死守生怕泄密。

晏湲不是没想过要推行专利权法，他在江北就推行过，扬州运行的就很好，从李慢侯在扬州的时候开始，这里就形成了为知识费钱的习惯。但在其他地方推行的并不顺利，反对势力太强大。

最大的反对势力，就是耕读传家的士大夫阶层。大批士大夫阶层转化为商业资本，经营的项目往往跟土地关系紧密，比如纺织业就是士大夫阶层最能接受的手工产业。但是大量棉纺织技术、丝织技术，都是东藩引进或者进行过革新的，如果要推行专利权法，这些士大夫阶层就要给东藩境内的发明家付钱，他们不愿意。他们有知识，还能提出一大套道理来，说什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自古皆然，没有道理不劳而获。

结果就是，新技术不敢在大宋境内推广，反而要想方设法的防止技术被宋人窃取。

晏湲推行的大量新政，更像是在东藩压力之下的缝缝补补，大量特权阶层，如同沉重的铅锤一样坠住了他想要快速奔逃的双腿。

最有成效的改革，也正是在东藩施加压力最大的领域，军事领域的改革，反倒是颇有成效，打造出了一支颇为强悍的大宋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