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下午上课时间，辅导员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跟上课老师打过招呼后，对柱子喊：“王玉柱，有人找。”

这句话仿佛是个魔咒，在柱子的记忆里，在上课时间来找他的人，只有王芃泽；每次有老师站在门口喊：“王玉柱，有人找。”他走出教室，总能看到王芃泽的身影站在校园里。

他一时神智恍惚起来，兴冲冲地站起来跑出教室，扶着栏杆向下看了，校园里并不见王芃泽的身影。他从栏杆上弯下身子仔细找，辅导员说：“王玉柱你干什么，找你的人在我的办公室里。”

柱子跟着辅导员去办公室，在有些昏暗的走廊上一眼便看到了老太太的身影，脚边放着一个提篮，站在办公室外面静静地等。

在柱子的计划中，到达北京火车站的当天就可以转乘另一趟火车去东北，两趟车的时间相差5个小时，该是很从容的一个选择。可是去北京的火车晚点了，整整晚了5个小时。随人潮从出站口拥挤出来之后，柱子提着行李心急火燎地跑进售票处排队，那趟车已经开走半个小时了，只好买了第二天的。

这个失误让柱子很担心，因为王芃泽是按照预定的时间去那个小地方的火车站接他的，这一来要在那里空等一天了。他垂头丧气，只想着省吃俭用，完全没有想到往老太太家里打个电话说一下情况，这样王芃泽打电话回家问的时候也可以知道他有没有买到票。有好几个人熟络地围上来问他要不要住宿，柱子说我想住最便宜的，你们谁最便宜，问完后被一个老头儿一把抓住胳膊拉走了，毫不客气地排开众人，对柱子伸出一个指头，嘴巴在寒风中结巴了半天，说：“1块钱。”

旅馆距离火车站比较远，一个房间里只有一张长长的大炕，已经挤了十几个人，被褥脏得可以挤出油来。柱子虽然是第一次住旅馆，但也觉得这1块钱花得有些不值，就跟老头儿提意见，索要一条干净的被子，老头说没有了都是这样。柱子说那我去其他地方住，话音刚落就看到呼地围上来了几个人，有男有女，个个都跟流氓似的。老头儿不客气地说：“其他哪地方？这地儿都是这样住的，我这儿算是最便宜的。”

柱子只得在炕上找空隙躺下来，睁着眼不敢放心入睡，因为这不是一个可以让人放心的地方，炕上躺着的人奇奇怪怪，有断腿的，有豁嘴的，有人表情痴呆，一直坐在那里望着他，好几个人在墙角小便，尿桶满了也没人去倒。柱子在王芃泽的身边时间长了，受王芃泽的影响早已习惯了讲卫生，此刻闻到空中浓烈的尿骚味，忍不住想干呕。半夜的时候外面有人打架，男人女人都在吆五喝六，但这个房间的人老老实实地没有出去看。这种情景柱子以前也见过，可是此刻蓦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与他们不同了，他恨恨地想：等以后自己工作了，有钱了，再不来这种下三滥的地方。

他没有脱衣服，直接穿着厚厚的军大衣躺着，军大衣外面盖着脏棉被。他紧紧地搂着行李睡了一夜，醒来后看到行李还在，只是身上发冷，棉被不知被谁扯走盖了。

从北京再往北便看到冰封的大地，下过了大雪，平原上的冰雪一望无际，在冬日的阳光下冷得彻骨，白得耀眼，把火车车厢里辉映得敞亮敞亮的。柱子不觉得冷，只觉得新奇，他脑中一直想着王芃泽在信中描述的东北的模样，他不能不把这片白色的平原和王芃泽联系在一起，心想这是个与南京完全不同的地方，与山沟里的湾子村也不一样，两个人在这样的天寒地冻中，该是互相依偎着才能生活吧。

柱子在心里默数着时间，终于一分一秒地结束了旅程。火车慢慢停下时他激动得可以听到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这不是终点站，只有他一个人下车。出了小站后，放眼望去又是空旷的雪野，近处只有孤零零的几座房屋，但是在小站的出口，显眼地停着一辆吉普车，面向车站的车窗上贴了一张纸，用毛笔端端正正地写着三个大字：王玉柱。

这显然是王芃泽开了吉普车来接他，柱子踩着咯吱咯吱作响的积雪，兴奋地绕到吉普车的另一边，看到吉普车里有一个人，穿着厚厚的军用棉大衣，戴着厚厚的军用棉帽子，围了围巾戴了口罩，歪在座位上睡得正酣。柱子一眼就认出这是王芃泽，顿时笑得几乎合不拢嘴，欣赏了一会儿王芃泽的睡姿，才伸手敲了敲玻璃。王芃泽醒了过来，柱子喊道：“叔。”王芃泽的眼中立刻有了笑意，把手从棉手套里抽出来，然后把口罩拉到下巴上露出嘴，凑到车门边笑着喊道：“柱子。”呼出的热气化为一片白雾，短暂地迷蒙了窗玻璃，王芃泽用手套擦掉了，继续对柱子笑。

这次见面后两人话少了，柱子总觉得有些拘谨，他知道原因很多，但宁肯把主要原因归结到天气上，这么冷，谁愿意多说话呀。他能感觉到王芃泽的不自然，只是王芃泽在尽力做到不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