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后记

从奥地利留学回来已经两年，我留在北京，开了另一间画廊。我现在的丈夫是美术学院的教授，高鼻宽额。他的名字音译过来叫维，是个很有意思的欧洲男人，喜欢中国的烤冷面和青花瓷。

当时读书的我比周围学生大了一圈，竟因此受到维的特殊照顾。维挺喜欢给我制造“麻烦”，每次作品一有不满意的地方就会发邮件。

他说，伊莲娜(我的外文名），我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你应该对自己也是，瞧瞧你的年龄，我比你大点的时候已经当上副教授了。

长此以往，维总是喜欢以各种方式在美术上“纠缠”我，后来，我们竟谈起来恋爱，再后来，竟结了婚。

我是在三年前才得知他的消息。那时，我正在维也纳金秋的校园赶工毕业设计，吴安然突然电话联系上了我，她喜极而泣地跟我说，这么多年，为什么都没有消息，还以为被人卖到山里，生了孩子。

我确实有意回避自己的过去，对以前所有认识我的人，甚至想制造一个“人间蒸发”的假象，宁愿谁都不要想起我。

那是段不怎么美好的回忆，我至今回忆起来都心有余悸，总觉得那真的是我吗？那不该是我，现在的才是我。

我准备挂电话了，吴安然突然说，你知道吗，他死了。

那时候，有一片枫叶吹到我的脸上，过了好久我才发现，把它拂到地上。远方的枫树忽而簌簌巨响，叶子漫天乱舞，可我看不清，有什么东西瞬间糊住了眼睛。

他其实死了很久了，十分突然，大概在五年前，我出逃去北京的那段日子。那时候，我一到北京，就接受学校的封闭式训练，没有一点消息。

他的尸体一个月后才被警方从予湖西岸打捞上来，已泡水腐败地厉害。这个消息曾一度震惊W市，报纸论坛连续刷版，夜夜不停。他的脖颈后有一道很深的伤口，割断了大动脉。经法医鉴定，不是溺亡，而是利器所致。

他们立案调查，几个月耗了进去，依旧找不到真相。后来，在予湖西岸往东的渡口，发现了另一具尸体，是个变性人，匕首上的指纹与他相符，但他已面目全非，根本找不出身份。

这件事就此不了了之，跟档案库里许多陈年旧案一样，最终沉寂大海。

我忽然想起我那扔掉的手环，遗失的外套，还有吴安然借给我，我却意外弄丢的漫画书。它们都去哪了呢，没有人能回答。

也许这就是现实，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没有答案。

快到清明的时候，我回到了家乡。

维一个人留在北京，打理画廊。不久，等我祭奠完父母，也将回去，同他一起生活。我们在北京的郊区买了新的房子，以后也准备定居在那里。

父母的墓在一起，在四青山的墓园里。清明节，去扫墓的人很多，天上下了微微细雨，四青路上车辆拥堵，我中途下了的士，打着伞匆匆徒步赶到墓园。

有几年没来清理了，杂草丛生，上一次带的鲜花与果子，已被山上的野猴啃得一干二净，果核还在，与零碎的花瓣躺在一起。

我把新的、鲜嫩的花束放到碑前，默默低头哀悼，停留了很久，再向他们讲点话，就打算离开。浓烈的悲伤已被时光冲淡，只留下浅浅的、淡淡的哀愁，我的心情很平静。

我一切都好，请你们放心。

有一处墓前人群络绎不绝，声势浩大，我来的时候就被吸引注意。不过很多人来了，仪式性摆花后就离开，没有过多停留。唯有一个普通的工装矮个男人，他站在那里很久，直到我经过。

我扫了那墓主人一眼，蓦然怔住。曾经深深刻在回忆里的那个名字，如菟丝花爬上心脏。我从门口的摊头又买了一束花，折返后放了上去。

我又留了一会儿，可思绪是空白的，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不知道向他说些什么。其实那些过去，我已经放下了。过了三十这个坎，其实已过半生，我看得愈开，心也愈宽阔，愈平和。

那个矮个男人还在那，低着头一动不动。我要离开的时候，却被他叫住了。

他说，你是相宇的同学，陈阮吧。

“同学”这个词在我心里其实已经相当遥远了，总感觉是上个辈子的回忆。我愣了一下，朝他点了点头。

他又说，我是相宇的亲生父亲，我们可以聊聊吗？不会有多久，半个下午的时间。

后来，我被他邀请去一间杂货铺，开在一中附近不远。铺子有些年头，卖些零食水果，门面看着鲜有人来，生意也不好。

我朝墙上望去，那上面挂了很多张照片，像素模糊不清，右下角还有具体的年日，一看就是老式相机拍出来的。

我有些好奇，凑近一瞧，却瞬间愣住了。

我看见了婴儿时的他，幼儿时的他，还有少年时的他，都是比高中要稚嫩的面孔，右下角的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大概有二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