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德快快请起！”刘和俯身扶起刘备：“玄德，你我虽今日得见，然在京师时，卢公与子家兄多有提及君和公孙伯珪，我心与你神交已久。见君真颜，方知草莽之中有英豪！募君于麾下，一是你我同门之情；二乃你我同族皆是高皇帝之族裔，汉室宗亲！你我当为守护这汉家基业抛头颅洒热血。得君之助，此次攘外之业，必事半功倍。”

“玄德今后莫要客气，私下你我兄弟相称便可。”刘和拍了拍刘备肩膀：“我是延熹四年三月。”

“明公！这...这...这备如何担当得起。”刘备闻言颇为感动：“延熹四年五月。”

自己是不是汉室宗亲，明眼人谁不知道中山靖王有120个儿子，前汉距离现在两三百年，血缘早就出五服了，但是刘和一口一个汉室宗亲焉能不令其感动肺腑。

“玄德贤弟！快快上马，引我前去涿县太守府。”刘和笑着对刘备说道。

“诺。”

一路上刘和为刘备介绍部曲将领。

刘和之所以托卢毓做中间人招募刘备，一是为了关羽、张飞；二是挑战自己，自己的蝴蝶效应能不能撬动历史的车轮。

招募刘备成功，最大的因素在于当时的选官制度——察举制、军功爵制。

察是考察，举是举荐。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这对于先秦的世卿世禄制而言是个进步。世卿世禄顾名思义——世世代代、父死子继。

军功爵制，源于战国，完成于秦朝，稳固于汉代。

魏国变法最早，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不再以“亲、故“而以“功劳“作为赏赐的标准，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军功爵制的性质。吴起在楚变法，“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绝减百吏之禄秩“，然后用所收减的爵禄“以奉选练之士“，也具有军功爵制的特点。秦是推行军功爵制最彻底的国家，秦的军功爵制最典型，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也最大。

秦的军功爵制主要包括两项内容：其一，“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这就是说凡立有军功者，不问出身门第、阶级和阶层，都可以享受爵禄。军功是接受爵禄赏赐的最必要条件。其二，“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这是取消宗室贵族所享有的世袭特权，他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凭血缘关系，即“属籍“，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和爵位封邑。

这项规定，造成了战国时“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时代特点。

发展到汉代——汉高祖刘邦以斩白马为誓：“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从此汉代百姓皆以征伐为荣，大丈夫当以从军边塞建功立业。

但是察举制发展到东汉，被察举者因察举人而走上仕途，必对察举者感恩戴德，并为之效命，这样极易产生宗派行为，形成地方集团。

地方选举权被少数公卿大臣、名门望族所控制，他们选士任官往往推荐名望家庭的子弟而不管其学问品质如何，如此使得察举范围越来越狭窄，社会上出现了“四世五公”、“累世公卿”、“累世经学”的官僚门阀集团。此时的察举制已蜕变为变相的世袭制，成为那些公卿大族维护自己势力，维持特权的工具了。

两汉的中央集权不如后世，有先秦遗风，郡吏视郡守为君，郡府是一个小朝廷。有心机的士人时常将功劳归与郡守，过错归于自己，由此得以扬名，被士子、长吏看重。

比如公孙瓒为郡门下书佐，太守获罪，被发配去交州日南，公孙瓒决定同去，乃先去北邙祭祖，说：“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瘴气，或恐不还，与先人辞於此”，“时见者莫不歔欷”。他由是扬名。这样的下吏、臣子，作长吏的都喜欢，所以公孙瓒被后任太守举为孝廉。

再如某人以前提举过的一个人当时是某县的县令，政绩优异，闻讯后立刻辞官而去，追赶他坐的槛车一块儿去京师。这是当时的风气。当时就有人说，门生、故吏把他们的老师、举主看得比朝廷都重，因为私人的感情而放弃朝廷的公职，这是不对的，但是风俗如此，尽管被少数有识之士认为不对，朝野却都称赞这种行为。

还有就是沽名钓誉之辈泛滥——解剑拜仇主角许荆之父许武。

所以对于刘备而言，自己是乡野莽夫，能得到刘和的招募，简直是贵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