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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儿的确是给我找了个好借口,”李治被长孙颖的行径稍微一点拨,便可以看到从中能有哪些获利。

首先尊重儒教,重视读书人,这是必然的了。除了可以借此刷天下书生们的好感度之外,他还可以借机搜罗人才。

李治是皇帝又不是天才,科举考试也只是国家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他不可能巨细无遗的观察,所以只能等着名单出来,看结果中有哪些人可以用。

但问题是,科举哪怕是考试,也是人来判卷子。只要有人在,个人感情因素就会在其中占很大的部分。这也是唐朝考生都喜欢四处投诗文,拜访宰相等高官的原因。在一个没有弥录滕封的年代,刷个脸熟对于考生有多重要?

所以,这样选出来的人,不是拜了某某为师,就是有着某种裙带关系,真正可用的很少。而李治不能挑战世俗规矩,于是也只能对此默认,放弃这一条途径。

但如果是殿试的话,他就可以把给予臣子们的权利收回。考生找官员拜谒,无非是因为这些人能决定他们中与不中,到底中第几名。如果自己取名次,那么官员没有了这份权利,谁还会没事干的抱他们大腿了?在考生们心目中,“恩师”的分量会不断下降,而皇帝的威信却会大大提高。

除却这些虚名意外,在实际方面,李治可以自己在着应试人员中挑选他需要的人才。诗文写的好不好一点儿都不重要,只要能做事,哪怕是末名也好。况且他还能大力拔擢寒门士子,让普通人看到希望,从而更多的人投身与读书做官的行列中来,帮他一起推翻士族。

“进士的名单虽然出来,但是却没有排名,”李治一边思索,一边问长孙颖,“让他们来也不好白来,你说不如让他们在殿上再试一场,然后以殿上的表现排定名次,如何?”

“啊,那他们不是就得称呼你为老师了?”长孙颖“惊讶”的脱口而出,然后等着李治惊讶的看着她是,忙掩口佯装不解的说道,“我听着他们常嚷嚷,称主考官是老师什么的。若陛下你亲自考校他们,给他们排定名次,那不也就是他们的老师了?”

“是啊,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李治想着想着,脸上露出了笑容,“天子门生,我想读书人大约没有几个能够抗拒这样的诱惑吧……”

“的确。”长孙颖点点头,然后又是一笑,“陛下准备如何考这些人?”

“这,”李治很快就做了决定,“诗文都考过了,时策也做了,所以殿试的话,朕准备将收集下近来遇到的各种问题考察他们,让他们现场作文。”

“这个极好。”长孙颖点了点头,“诗文靠天赋,时策靠家世,唯有这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却是看众人的临堂反应了。”

唐朝的进士最重要的是考时策,固然看中个人能力,但是对于地方上来的,或者是小地主家庭的考生来说却极其不公平。这些人差不多就相当于后世教育欠发达的考生,能识字作文已是不易,但对于国家大事,在着一个没有新闻联播的年代,他们或许连如今朝廷跟着匈奴打还是跟突厥打都分不清,所以让他们讨论朝廷究竟是该打该和,显然是痴人说梦。这种时候,出身与高官世家,从小就听着父辈们讨论国策的孩子,显然更能回答这种问题。

所以,李治这回就打算全部不看这些,只瞧个人的反应和才干。

唐朝的统治,说白了一直都是世族政治,像是薛氏,萧氏等氏族能一连出现这种宰相的状况,只有在这个时代才能出现。所以哪怕有唐太宗那句“天下英雄皆入我毂中”的豪言,但在他的时代,科举起到的还是补充作用。

这并不是说科举制不好,或者说皇帝不重视,主要还是生产力低下的原因。这个时代,印刷术还没有普及,书籍仍然是珍贵的物品,教育资源相对集中,广大百姓连着吃饭都艰难,哪里还谈得上求学,所以注定读书人的比例中,贵族们远远多于寒士。

这种情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会逐渐变化,当着社会能够提供足够多的教育资源时,世族们的文化垄断也会彻底的动摇。所以,哪怕后来的人一直说科举制是毒瘤,但长孙颖也要客观的说一句,哪怕是僵化的晋升通道,也好过完全没有通道。

现在李治不管多重视科举,这两年中能起到的作用都有限,因此长孙颖之前一直没有拿各种先进的对策来。但是现在不一样,李忠需要刷好感度,所以哪怕这些东西只能称之为理念,对现实帮助并不大,但只要李治喜欢,长孙颖都会让李忠源源不断的放出来。

毕竟,李忠想要成为太子,不仅仅需要在李治这里刷好感度,还需要在读书人中刷好感度。而长孙颖知道的所有方法中,也没有比这个更快更好的方法了。

“既然陛下都如此准备,不如再多找点人吧?”长孙颖想了想,又“傻乎乎”的出了个主意,“挑一百个人来殿上奏对,再让各部尚书堂官来问诘,定然很热闹。”

“这又不是耍百戏,哪里要那么多人。”李治觉得她前面傻的都挺有道理,在这点儿却是异想天开了。

“前面的人都是他们选的,谁晓得有落榜的人里有没有沧海遗珠。”长孙颖嘟囔着说道,“至于问诘,学问学问,本来就是有学有问的嘛,我听着稷下学宫当年便是这样,陛下效法先贤遗风,想必也是很不错的啊。”

长孙颖让李治将着罢黜学生拉来考试,可不是无的放矢的。殿试最早出现在武则天时期,只被用来收买人心,并未形成定制。可等到宋朝年前它再度被提起,而且成为定制,却是因为一桩科举案。

宋开宝六年,翰林学士李仿知贡举,主持在东京贡院进行的全国会试。经过各场会试,共录取进士、各科及第者三十八人。其中有两人在召对时因“材质最陋,对问失次”而被黜落。在公布名单之后,落第进士徐士廉击登闻鼓,控告李仿“用情取舍”,要求殿试,以求公道。宋太祖下诏从落第者中选出一百九十五人和已中的三十六人,在讲武殿进行复试,由宋太祖亲自主持,结果又有一百二十七人及第,而原录取的人中又有十人落选。这就是说,在第一批挑选的三十八名进士中,竟然有十二名不合格,而落榜的一百九十五人中,竟然有一百二十七人及第,这个错误率简直骇人听闻。

此次殿试放榜后,朝野大哗,李仿降职,而这次殿试不仅成为殿试的发端,也自此确立了科举制的三级考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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