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朱厚照和王守仁把这个权利直接给地方，自然是在制度上尽量避免这些小官巨贪出现，同时也避免这些在京小官不知地方实情而胡乱任命。

让地方主要官员会选算是在官员内部搞推选，与朝廷廷推模式一样，这样可以选出尽可能合理和平衡化的官员，也避免一个文选司郎中就可以通过控制天下官吏任命而操纵整个天下，甚至带领整个文官集团与皇帝对抗。

改成目前这样，就算还有掌控人事任免的官员要操纵政局也只能是操纵一个省。

当然，名义上天下所有官吏都是皇帝任免的。

不过，现实上是不可能的，地理因素与个人精力有限的因素，朱厚照必须把权力下放，而如何下放是需要考虑的，如今这种把权力不下放的一个人手里自然是更为科学的。

但这样一来，也变相地增加了地方自治权。

不过，朱厚照看过钱穆的《中国古代政治得失》，他记得按照钱穆的观点，地方自治权加大一定程度的加大是利于民生的，中国古代是一个中央不断集权地方自治权不断缩水的过程，造成中国古代越来越趋于内敛保守和不顾地方民生。

如汉唐地方刺史权力便很大，甚至几同于诸侯，宋时是中央派遣专员负责地方事务，如今大明是巡抚巡按等京官管理地方，而且逐渐由临时派遣变成长期驻守地方，清朝更不用说，巡抚上面还有个总督。

朱厚照不知道增加地方自治权是好还是坏，但在南直隶和浙江试点，他也只能先试试。

毕竟南直隶与浙江的政治经济比较特殊，百姓受教育程度高，或许真的需要有一定自主性才能使其做出一些更加合理和开放乃至先进的政策，也许一些近代化的政令由中央朝廷颁布不一定适用于全国甚至会导致大乱，但南直隶与浙江自己实施会好一点。

比如，伍文定便开始在南直隶实行起征税只征银元的制度来，这在南直隶实施很符合百姓利益需求，毕竟南直隶的百姓都不怎么种田，主要是务工经商，而且兑换银元也方便，自然更适合缴纳银元而不适合缴纳粮食。

眼下，对于江南百姓而言，生活真的很惬意，做生意不再担心有行霸，新官上任也都在燃烧着自己的三把火，而且因为受朝廷考核制度影响，一些地方官为了政绩还会在政策上对客商以及手工业者特别对待，使得百姓们个人收入是蹭蹭的往上涨。

南京、苏州、松江、宁波、杭州的人口数量直接增加数万乃至数十万，别墅园林乃至高档小区开始陆陆续续出现，城镇化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一个小镇年贸易额便突破百万银元，一普通平民到松江卖货便能一日赚数千银元。

可是，这百姓倒是富裕了，朝廷还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海贸与殖民地掠夺带来的国家收入在越来越大比例的投入到江南的市政经费维持中来，让其他地方的督抚乃至京官们都开始有了很大意见。

即便是南直隶与浙江地方官员也看不下去，自己官府修个路还得从中央朝廷拨的款里挤出来，而地方财阀却可以为了一花魁一夜掷万金。

建立江南新的税政体制是朱厚照待在南京改革江南体制的最重要一步，也是最后一步，也是朝廷许多官员都想要做的。

没办法，朝廷的官员们不能白干活不拿工钱，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朝廷就是统治这块地方的土匪集团，要想土匪们护你们安全不从你们手里直接夺，你们就得交保护费。

如果朝廷不建立税收制度来收取合法的保护费，官员们只能用潜规则来收，滋生腐败，最典型的便是权力寻租。

事实上，在朱厚照待在南京的第三年，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迹象，一些新进入官场的官员们见商人百姓相继豪富起来，开始出现了心里不平衡，开始从商人集团手里获取好处，也开始利用权力为自己谋私，甚至还有直接巧取豪夺的。

“现在南直隶与浙江大都以经商务工为主，但税赋却依旧在以征收田赋为准，三十税一，以粮价推算，则三十银元之利取其一，可现在就算是普通百姓经商所得利润一次也不下数千银元，此税政已极为不合理！”

王守仁此时便在朝堂上提出了自己在南直隶所发现的现象。

但这时候，南京户部尚书王承裕站了出来：“陛下，臣以为，王阁老此言差矣，南直隶与浙江岁赋历来最重，其他各省不及南直隶与浙江岁赋一半，朝廷应当予以蠲免方是以惜民力，如何还能加征，加征实乃万万不可之事啊！”

“南直隶与浙江多少田亩，其他各省多少田亩，南直隶与浙江多少户，其他各省多少户，王部堂难道不清楚吗，南直隶与浙江岁赋重于其他各省才是正常，而轻于其他各省才是不正常！”

王守仁不由得回怼了一句，他自己也是浙江人，但他又是朝廷银行股东，自然清楚如今的政策是朝廷受益还是浙江地方士绅受益，但也因此，现在的他也要为了国家利益，增加一些江浙士民的负担，这样才能让朝廷有更多的财力去建设西北西南贫瘠地区。

“陛下，臣以为轻徭薄赋方乃朝廷仁政，民富也是朝廷之福，朝廷当以节俭治国，又何必夺民之利！”

南京户部左侍郎张晋也不提议加赋，但似乎也说的很有道理，减税免税本来就是善政，盛世之朝从未有加赋之说。

“可今年的审计核算发现，天下诸省岁赋收入与支出不相抵，而寅吃卯粮之省有六省，云南、贵州、新增之甘肃、南直隶、浙江；

云贵甘素来贫瘠，入不敷出也算正常，本来云贵全赖四川之岁赋供应，甘肃也全赖朝廷拨款；

可南直隶与浙江这两年也开始入不敷出，甚至亏空达千万银元之巨！而南直隶与浙江如今海贸已不下十亿银元，敢问南直隶与浙江为何还会亏损！需由朝廷湖广、两广、山东等地接济！”

大明第一任审计署户部左侍郎丛兰主导了大明审计工作，开始全面负责管控大明国有资产，但也正因为此，让他发现了江南体制改革后带来的财政负担，使得他不得不赶来了南京，帮助王守仁力促皇帝朱厚照改革江南税政。

作为山东人的他可不希望自己山东百姓还拿买番薯的钱去给江南官员付进青楼的钱。

“陛下，朝廷有北方矿税与南方海贸之收入，更有海外新领地之收入海贸之利，莫说南直隶与浙江入不敷出，皆算关内诸省入不敷出，也无伤朝廷运转，当年两宋以海贸之利赏能恩养必今日大明多数倍之官，如今大明海贸之利更甚于两宋，国家之富已数倍于两宋，又何必计较南直隶与浙江入不敷出之事，他省之民也不必嫉羡南直隶与浙江百姓之富，朝廷已取缔路引制度，他们若想求财，来南直隶与浙江便是！”

这时候，南京户科给事中解一贯也说了起来。

但朱厚照听了这解一贯的话只想笑，他不得不承认这解一贯说的话不是蠢就是坏。

朝廷现在对外掠夺的财富多是不假，但不能只肥你南直隶与浙江啊，那样岂不是加剧南北收入差距，加大贫富差异，“他省之民不必嫉羡，想要发财可以来南直隶与浙江”这话也很荒谬，外乡人与本地人能一样吗。

丛兰此时明显已经气得脸色涨红：“姓解的，你这简直是自私之言，枉顾全局，天下非只有南直隶与浙江，朝廷之钱需用于养军赈灾，岂能独惠于你南直隶！南直隶浙江之民已富可日啖六畜之肉，日居两层之楼，可西北之民尚居土窑之洞，西南之民尚居岩穴！以粗粮番薯为食！东南之民已如此殷富，而西南西北之民尚不足温饱，岂能还厚东南而薄西北西南！”

“陛下，丛侍郎之言倒也在理，既然他不肯让朝廷之利惠江南之民，不如朝廷不再补给南直隶与浙江便是！又何必加赋于民，与民夺利，江南之官大都由朝廷会推，地方会选，皆是为民谋福祉的无私之官，且都清廉如水，也不会在乎钱财之物！”

南京吏部左侍郎余才这时候也说了一句。

“臣以为余侍郎所言甚是，南直隶与浙江可以不再接受朝廷救济！”户部主事万潮也跟着说道。

“南直隶巡抚伍文定你以为如何，还有浙江巡抚黄衷，你们是主政这两省的，应该最清楚”，朱厚照问了起来。

黄衷看了南京户部尚书王承裕一眼，他知道自己坐上这个位置和王部堂不无关系，而王部堂背后的江南财阀们的意见肯定是王部堂一致的，但自己身为浙江巡抚也不能把政治目的表现的太明显，毕竟阁老王守仁与掌柜朝廷国有资产审计的丛部堂也是自己不能得罪太狠的。

所以，黄衷说了一句：“可以试试！”

一下子，整个朝堂无比寂静下来！

王守仁与丛兰愤怒地想要撕碎了黄衷！

而王承裕等则嘴角一抿，露出了些得意之色。

“既然如此，那便让南直隶与浙江自负盈亏”，朱厚照故作试探地问了一句，但这时候，伍文定站了出来：“不可！陛下，臣认为，谏言南直隶与浙江不改变税政且也不由朝廷银款救济者，当立斩之！！力阻朝廷改变税政或为本乡百姓为谋，但，谏言此策者，乃不为两省百姓谋福之恶官！乃心中无国亦无民也！”

余才、万潮、黄衷听伍文定这么说，都有些惊惧起来，忙匍匐在地：“陛下，臣等绝非伍抚台所言之恶官啊！”

朱厚照只是淡淡一笑，问着伍文定：“那照你来看，这税政到底要不要改？”

“当改！若不改，只会逼官为匪，在朝中的诸位同僚或许不惧官绅胥吏之害，可一旦朝廷以道德治江南，只会让江南之律法形同虚设，朝廷除恶惩非之举只会前功尽弃！”

伍文定这么一说，王承裕、张晋等大为恼怒，心想这伍文定一个湖广人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