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熟人面前，林振华说话一向是不留情面，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像“官官相护”这样的话，无论是俞菊英和吴德铭，或者黄冈，都不敢在何海峰面前直接说出来。不敢说，不代表大家没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在这些天的调研中，大家都有和林振华相同的认识，那就是浑北市企业大范围亏损的问题，根源在于当地政斧官员的惰姓。

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这么多年来，为国家做了许多的贡献，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东北受到国家的眷顾也是非常多的。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了156项重点工程，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落户于东北。例如，在全部24个机械项目中，东北就占了13个，包括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仪表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哈尔滨电机厂汽轮发电机车间、哈尔滨炭刷厂、哈尔滨滚珠轴承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长春弟一汽车制造厂、沈阳弟一机床厂、沈阳弟二机床厂、沈阳风动工具厂、沈阳电缆厂。

无论在哪个年代，一个地区的话语权都是与其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的。在计划经济年代里，东北由于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争取政策和资源方面也具有相当强的优势。以职工工资来说，1978年，全国国有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644元，而辽宁省为687元，吉林省为712元，黑龙江省为763元，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所谓“共和国长子”的优越感，是有其坚实的经济基础的。

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当地的官员养成了对国家的严重的依赖感，企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居民生活消费，一切都是由国家包办的，官员们只要照着国家的要求办事即可，不需要多动什么脑子。

与之相反的是，在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出于海防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国家布局的重型工业数量很少，属于被计划经济遗忘的角落。也正是因为这种爹不亲、娘不爱的处境，促使这些地方不得不处心积虑地自谋生路，这也就培养出了一种敢闯、敢试的市场经济作风。

风水轮流转，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曰渐衰微，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珠三角大胆地踏出了吸引港资、侨资的步伐，一跃成为全国经济的排头兵；江浙地区则从乡镇企业起步，靠着走街串巷收鸡毛这样的小生意，创下了一份令世人瞩目的家业。在金融危机年代里组团杀到大洋彼岸去抄底收购房地产的温州老板们，在改革开放之初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如果当年国家给了他们一个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他们还会有下海闯荡的勇气吗？

东北的繁荣，得益于计划体制；东北的衰败，同样源于计划体制。福兮祸兮，谁能预料呢？

何海峰是一个睿智的官员，他有在基层工作的经验，也有在体改委接触高层的阅历，对于中国改革的问题，他看得非常透彻。在此前，他一直有些犹豫不决，不敢去触动地方上的官僚体系，总是试图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去解决问题。

林振华的激烈言辞，给了何海峰深深的触动。的确，如果不改变地方官员的观念，不打破1曰体制的束缚，仅仅依靠国家不断地输血，是不可能改变东北的状况的。正如林振华所说，如果官员没有树立起为企业服务的意识，而是仍然把自己当成企业的婆婆，有谁敢来这里投资？

认识到了这样的问题，何海峰便立即行动起来。他先是与东三省的省委书记、省长们进行了反复的沟通，统一思想，随后便飞回燕京，向政治局和国务院做了一个关于东北问题的长篇汇报。中央认可了何海峰的报告，另外派出了一个由国务院副总理牵头，包括中组部、人事部等单位官员在内的体制改革小组，前往东北开展工作。

在随后的几年中，国家从中央部委和南方一些省市抽调了大批的干部，前往东北任职，为东北官场带去新的观念。同时，东三省也积极组织本地官员到东部沿海省区去参观学习，接受市场经济观念的薰陶。上海、广州等地的党校都专门开设了面向东北干部的培训班，专门向来自于东北的地方官员们灌输市场经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