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制司设于南阳，南阳也将是楚山抵御京西、河洛之敌最重要的支撑。

南阳知府由史轸兼领，清田之事由苏老常直接负责，另外范雍出任南阳府兵马都监——南阳府兵马都监司基本上会在每个县都设立都巡检司，掌握所有清理充分的田地以及荒山、河谷，诸县县尉司的职权也都合并到都巡检司的掌控之下，然后会在都巡检司之下进一步广设的巡检司（粮栈），将乡兵操练以及赋税征缴等事，从地方宗绅手里收过来。

也就是说，南阳府通判周运泽以及诸县知县等官员都要保留下来，后续也受中枢调任，徐怀暂时也只能通过都巡检司，最大限度的掌握县域权柄。

汝蔡申三州，将执行战区制，分设汝州行营、蔡州行营及申州行营，分别以王宪、陈子箫、徐心庵出任行营统制——除了天雄军左、前、右三镇战兵分别驻守三州外，各编一万到一万五千人马规模的守兵；不过王宪、陈子箫、徐心庵三人主要负责战区防务，三州其他事务则另行委任通判兼行营长史等官吏负责。

在洞荆联军接受招安之后，南蔡招讨司随即撤裁，唐盘率领后军与选锋军作为战略总预备队，调回南阳府驻扎下来；南蔡水军也进行相应的裁减，保留一厢人马，划入荆州兵马都监司序列；多出来的人马一部分返回信阳水军，接受申州行营的统制，一部分归入辎兵、屯兵序列。

而在制司，徐怀打破漕司、宪司、军（帅）司、仓司旧有的框架，设立选吏司、度支司、清田司、刑狱司、军情参议司、都水监、工造监、煤铁监、学政司等部门，由史轸、苏老常、韩圭、周景、郭君判、徐武坤、徐武良等人执掌。

铸锋堂则正式归入制司衙门，与诸监司并列。

虽说截止到当下，制司钱粮勉强够周转，但铸锋堂于南蔡前后总计拆借一百五十万贯悉数耗尽——这笔拆借除了每年需要支付十数万贯钱息外，最终这个大窟窿，还是需要制司去填补。

此外，随着赤扈骑兵主力再次南下，汝蔡申三州的军资度支将再次大规模上升外，南阳要进行大规模的屯寨建设，近四十万饥民需要逐步去安置，荆州逾四十万饥民的安置工作只能说初步完成，后续大量的屯寨、垸堤、大堰建设，还需要源源不断的投入钱粮。

屯垦想要见成效，甚至指望屯垦反哺军资，至少需要三五年的经营，但在接下来三五年之内，京襄的度支缺口只会越来越大。

这还是在兵备不进一步扩张的情况下。

绍隆帝最后能爽利同意设立京襄制置司，无非也是看到这点。

对此，史轸、苏老常等人的主张是铸币。

在东川、西秦制置司相继成立之后，高峻阳、顾继迁为筹措养军钱粮，都相继以制置司的名义铸造铁钱，甚至一枚铁钱不再是仅仅充当一文铜钱使用，而是“值十”、“当百”，强行在东川、西秦路推广，用于发放兵饷、俸薪，从民间征购物资。

京襄想要弥补巨大的缺口，最好的办法就是效仿东川、西秦，以制司名义发行铸币。

“这说白了还是掠夺，好不容易平抑下去的粮价，随即会再次爆涨起来，”徐怀站在静园小湖旁，听史轸提出铸币的建议，蹙着眉头，说道，“说到底还饮鸩止渴！”

东川、西秦铸铁钱，徐怀早就听说了，虽说两路制置都藉此补充军资不足，但大规模铸造铁钱，极速贬值的损失却需要两路民众共同承担。

“虽有很多后患，但此时不饮不行啊……”史轸说道。

“铸锋堂拆借之法可以继续施行。”徐怀说道。

“铸锋堂对外拆借几无可能，而在京襄诸州县之内拆借，除了强行摊派，要不然进展也不会太乐观，”苏老常站在一旁，说道，“接下来在南阳、襄阳、荆州大规模进行清地，又要搞减租限佃，手里掌握大量钱粮的宗绅士族，即便明面上不敢反抗，内心也是怨恨无比，哪里肯再主动将钱粮拆借给制司度支？除了宗绅士族之外，我们总不可能向中下层民众拆借钱粮吧？”

“我看未尝不可，”徐怀很早就在琢磨这事，只是现在才有机会提出来，说道，“中下层贫民手里是没有多少余钱，但是积沙成塔，京襄三四百万庶民要是将手里的余钱都汇聚起来，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贫民手里仅有三五贯或一两贯余钱，总不是至于使铸锋堂找上门去，一户户拆借吧？”苏老常头痛的问道。

为侨置南蔡县建设所需，铸锋堂于襄阳、江夏等地拆借钱款，都是找当地的大商贾、大宗族所办的质库典铺，其中王氏一族总计就拆借钱款二十余万贯，因此拆借较为简便。

倘若找中下层贫民拆借，每一笔拆借细微到三五贯甚至三五百钱，那要想筹到一百万贯钱款，其中得发生多少笔拆借？

这得投入多少具备记账能力的人手，才能完成？

“不需要那么复杂，东川、西秦铸制铁钱，我们可以直接铸制值十钱、百钱的计息铁券？”徐怀说道，“相比东川、西秦铸制铁钱直接拿去征购钱粮、发放兵饷俸薪，最终导致民间物价飞涨，我们所铸的铸铁券放出去到约定年限之后，是要计算钱息进行偿付的——这也意味着我们铸多少铁券，最终还是要与制司的财赋、度支统筹起来核算，其本质还是从民间拆借，对民间物价的干扰也会甚微……”

“使君此策却是想我等所未想，未尝不能一试！”史轸沉吟说道。

第十七章 换血

滥铸钱币，而使百物腾贵之害，史不绝书。

然而明知饮鸩止渴之害，朝廷犹授制司铸币之权，实在是跟拖欠粮饷而致兵卒哗变或劫掠乡野之害相权而取其轻。

就像绍隆帝再看楚山不顺眼，对楚山再百般防备，在京襄制司正式设立之前，今年犹是捏着鼻子给楚山拨付近二百万贯钱粮——毕竟谁都承受不起大越最精锐的楚山军最终会因为欠缺粮饷而闹哗变的惨烈后果。

现在京襄路已置，与朝廷就钱粮之事进行了分割，理论上拿南阳、襄阳、荆州的财赋以及私占田地充公进行屯垦，填补朝廷之前的拨付是足够的。

毕竟建继帝之前对襄阳府（襄、房、均三州）的私占田地进行清查，当时总计查出近四十万亩私占田地并入田册，每年新增近十万石粮赋。

南阳、荆州地势更为平阔，加上监利县几乎全部划为军屯，制司新增上百万亩屯田，这是朝中诸大臣闭着眼睛都能估算得到的。

屯田得利也是远在赋田之上的。

问题这得在屯垦完成之后。

然京襄此时总计还有六七十万饥民没能彻底摆脱生存危机；就算安置最早的南蔡县十数万民众，此时也刚刚勉强达到最基本的温饱线。

诸州县将来数年间都还需要不断的兴修水利、开垦荒山、围垦湖荡河谷，建造大量的垸寨、屯寨——这里面都需要制司后续源源不断的投入大量的资源。

赤扈人新汗即位，骑兵主力再次回到河淮、关陕战场，制司在这个冬季需要动员多一倍的兵马，加强伊水、箕山、汝水的兵备。

这也意味着制司在兵备上的度支，将回到建继四年的高点。

不过，徐怀还是坚决不同意效仿西秦、东川两路滥铸铁钱。

他在京襄清查私占田地、减租限佃，将乡豪宗绅从地方兵马中剔除出去，广设巡检司限制乡豪宗绅对乡野地方的操控，设立选吏司，接下来还要梳理南阳、襄阳以及荆州的胥吏队伍，可以说是将乡豪宗绅都得罪干净了。

京襄最大的倚仗就是中下层贫民。

滥铸铁钱是能暂时保证兵备度支，但搞得民怨盈沸，京襄最终就没有办法真正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即便是权宜之计，也不能去开这个口子。

这个口子一开，除了后续的依赖性难以摆脱外，更会在制司与中下层民众之间撕开巨大的裂口。

真正的根基被动摇了，这在将来很难去弥补的。

至于铸铁钱券出售，可能初期效果不会太好，但多少能填补度支缺口。

手里有些余钱余粮的中下层民众，三五贯钱或三五百钱，或三五斗粮食，拿来向制司购买铁钱券，多少能有些钱息，同时也能将中下层民众与制司的利益进一步捆绑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