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以来，中原王朝即便在强盛之时，对距离遥远或地形复杂的边地、接壤势力，常常因为直接统治成本太过高昂，而将其纳入藩属国之列进行钳制。
藩属国除了表面的臣服以及一些象征意义的朝贡外，基本上保持独立；中原王朝通常也不会将藩属国视为自身一部分。
中原王朝强盛之时，也会有很多实力不那么强的异族势力投附过来，朝廷常常会将他们安置在边境定居，进行羁縻统制。
羁縻州县的长官虽说部族首领世袭，内部事务自治，只需要进行象征性的进贡，但比起藩属国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比如忠于中原王朝，不得对周边羁縻州县擅动兵衅，不得侵扰内地州县，遇到大的战事，需要接受朝廷的征召派出军队参战，通常会被视为王朝疆域的一部分。
羁縻州县的地盘也相对小得多。
萧林石从契丹残部目前实力出发，希望能在邛崃山以西获封羁縻州，可以说是极有分寸的。
不过，徐怀希望契丹残部能在邛崃山以西发挥更大的作用，想着在邛崃山以西封国，以契丹残部主之，蚕食、兼并朵甘六岗等地。
封国（诸侯国）又不同于藩属国、羁縻州县，权力直接来源于天子分封，即便会赐予不同程度的自治权，但在法统上却无可争议的会被视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
当然，中枢觉得有必要，也可以伸手掌握封国一部分的军政及人事任命大权，甚至仅使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而不得参与地方上的军政之事。
不谈气吞万里如虎的远大抱负，大军渡淮北征，要与赤扈人的骑兵主力决战于河陕、河东等地，京襄就需要源源不断补充更多的战马，需要源源不断编练更大规模的骑兵部队。
契丹残部这次南迁牧群损失极大，目前也难以维持这么大规模的战马供应。
仅仅考虑这点，朝廷就需要支持契丹残部据邛崃山西麓往吐蕃高地纵深进行扩张、兼并；这么做，同时也是防止吐蕃诸部为赤扈人彻底控制，反过来成为大越西边的隐患。
更不要说吐蕃诸部的选择，对西南方向的大理国也将产生致命的影响。
然而以契丹残部此时的实力，能守住邛崃山以西的打箭炉都有些吃力，还担心朵甘诸部吐蕃随时有可能会进一步联合起来对邛崃山西麓发起进攻。
徐怀后续要对契丹残部进行更大幅度的加强，甚至会支持契丹残部兼并一部分吐蕃部族，但也不希望在邛崃来以西为未来的华夏培养一个潜在的强大敌人。
封国至少是眼下一个较为现实可行、对立功无数的契丹残部也相对公平的选择，可以将契丹残部从文化及法统上都彻底融入华夏。
同时徐怀这次还决意将黎州由羁縻州改为经制州，由朱芝出知黎州事，赵善兼领通判、兵马都监等职，围绕邛崃山道新增九黎等县，加强对邛崃山南麓的统治，进一步拓宽、修缮邛崃山道，加强与契丹残部所封西燕郡国的联络。
至于这次牵涉进“逃京事变”里的汪伯潜、晋庄成、钱尚端、张辛、罗楠光等人，徐怀也无意大开杀戒，夷其三族九族。他决定将汪伯潜等人包括在内，及“其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九族老少，连同建邺这段时间以来作奸犯科之众，都流徙到邛崃山南麓、西麓，以实黎州及西燕郡国。
除了对战马的迫切需求，中原的毛纺织业想要真正得到发展，对长绒羊的牧养需求，也非三五十万头就能满足。
而发展起来的毛纺织业，反过来加剧对羊毛羊绒的需求，也将促进中原与邛崃山以西边地的商贸活动，实际也将大幅降减中枢直接控制黎州等地边州的投入与成本。
大越立朝以来，各种榷卖岁入以及市易税、过税占租赋的比例，要远远高过历朝历代，周鹤、顾藩、王番等人对初级工业及商品经济，也有着前人所不及的认识。
仅以织纺为例，包括两浙、两江地区在内的江南诸州县，每年作为赋税进行征纳的丝织品高达一百万匹，棉麻织物更是高达三百万匹。
这主要得益于两浙、两江地区远比他地高度发展的棉麻种植、桑蚕养殖以及织纺等业。
倘若各地的毛纺织业最终能发展到江南织造业十之二三的规模，包括传统的士臣群体在内，中枢就有足够的动力支持西燕郡国对吐蕃高地进行兼并扩张了，而不会将其视为劳民伤财、穷兵黩武。
对于徐怀要为契丹残部在邛崃山以西设立郡国的设想，也令钱择瑞、武威郡王赵翼、乔继恩他们若有所思。
不过，要商谈的事情太多，仅仅商议迁都及契丹残部封国等事，不知不觉间夜色已深。周鹤等人先告辞离开，徐怀却还没有办法歇下，陈松泽、郑屠陪同晋龙泉走过来。
晋龙泉此时已知徐怀对晋家老小的处置。
虽说所有跟晋家有所牵涉的人，都要流充到邛崃山以西苦寒之地，都不知道接下来三五年内会有多少老弱妇孺死于疫病，但也好过直接在建邺城被杀得人头滚滚……
第二百零九章 安排
“时光飞逝如白马过隙，不知不觉都阔别这些年头了！”
徐怀着晋龙泉等人坐下来说话，感慨的说道。
王禀早初就是坚决反对朝廷约盟赤扈伐燕而遭流贬唐州，桐柏山匪乱前后，徐怀对将来局势的判断更为悲观，但绝大多数世人哪里会想得到这些？
桐柏山匪乱剿平之后，晋龙泉还以为天下靖平，他又无意与徐氏在桐柏山里争权夺势，就回到县里想着好好打理家业，却不想短短两三年间天下形势果如徐怀预料的那般陡然直下。
徐怀率部从朔州撤回到桐柏山，负责新置淮源县，晋龙泉那时就决定与唐天德投奔桐柏山众人。
徐怀当时为了扭转将卒地位低微、饱受歧视压制、家属生存艰难等困境，为了筹措足够的养兵之资，在桐柏山强行推广新政，极大“伤害”了大姓宗缙在地方上的利益；徐怀就决定晋龙泉留在泌阳县里，以便随时观察士绅宗缙的动静。
等到建继帝在襄阳登基，又由于新政的缘故，初成势力的楚山在朝中受到士臣群体普遍的抨击与抵制；随着楚山防区逐步扩大到汝、蔡、申三州，受新政侵夺利益的缙绅群体也日益庞大起来，甚至围绕晋庄成等人在朝中拧成一股仇视楚山的派系势力。
晋龙泉也就借着身为晋氏族人的便利，一直潜伏在晋庄成身边。
虽说晋龙泉这些年以潜伏为主，并没有几次波澜起伏、惊心动魄的秘密行动，但晋龙泉贴身对晋庄成以及士臣、南阳籍士绅群体的观察，为京襄（楚山）及时正确的判断朝堂局势，提供了重要依据；也是京楚（楚山）这些年能从容应对朝堂各种微妙变化的关键之一。
不过，也因为深藏潜伏的原因，晋龙泉在桐柏山匪乱剿灭之后，这些年都没能有机会与徐怀见上一面。
不管外界如何猜测，京襄都不会公开承认晋龙泉乃是京襄暗子，更不会承认逃京之变乃京襄设计打草惊蛇所致。
原计划是晋龙泉留在徐怀身边充当幕职过渡一段时间，但接下来迁都襄阳，整个江淮地区的监司机构及官员队伍都需要进行大的调整，也需要安插一批京襄系的将臣，确保平稳过渡。
晋龙泉虽然没有直接担任过军政主官，但京襄系内部对江淮事务之了解，没有几人比他更甚，在这个节骨眼下，徐怀还是希望他能留在江淮做事。
江淮地区，接下来较为主要的事务，一方面除了江南东路监司需要重新迁回建邺外，徐怀计划对淮西进行拆分，将淮西南部的庐州、舒州、和州并入江南东路，蕲州划入荆湖北路。
淮西北部的寿州、濠州，徐怀想着划出一个独立的战区，设置行营统辖军政事务。
寿濠行营，以邓珪、杨祁业为正副都统制，协同负责淮河中游的守战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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