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众，更是像气球一般膨胀开来，具体数目尚不得而知，但从过去一个月官贼的交锋接触得知，叛军分为数股，多则逾万，少则数千。

这些叛军，攻击市镇，杀害吏民，靠抢掠裹挟壮大，更有甚者，试探着向大城发起进攻，虽然没有一处得手，但声势是彻底搞大了。

积攒了二十多年的怨气，一朝释放了出来，整个榆林沸腾了，仿佛成为了党项人狂欢的夜场，动乱与杀戮，已经成为榆林道的主旋律。对于叛军，官军自然不会坐视不理，来自朝廷明确的指示给了他们方向，不论是官僚还是军队，在大变之际，都幡然悔悟，开始紧密地团结在朝廷的指挥下，悉心竭力，对付叛贼。

太平时节，或许没有太深的感触，难免头脑发昏，只有这种危难之际，那些大汉统治秩序中的既得利益者，才发现，大汉这面旗帜的重要性。

只要想想那些揭竿而起，如潮水般汹涌而来的党项胡虏就知道了，当然，那些参与叛乱的汉民，也是一样。

面对蔓延开来的叛乱，官军不是没有反应，不论是夏绥还是灵盐，都经过短时间的混乱后，都组织起了清剿，也取得了一些战果，但并不能影响大局，叛军越来越多，榆林官军的实力却没有在短时间内得到扩充，而需要兼顾的地方却要更多。

而到十月底，榆林的官军，也只能维持着各大城市以及重要关卡堡寨的守卫，甚至，不得不收缩，放弃一些据点，如此，方才稳定住了局面。当然，这也有来自剿贼行营的指令作用。

在刘昉没有北上之前，王侁仍旧在夏州主持着大局，他的去向早已定下来，大概也感觉到自己玩崩了，或许是着急，或许是醒悟了。

都不待朝廷进一步指令，便把孟玄喆给放出来，赔礼道歉，并给他兵马，让他率领着去平叛，想要在刘昉北上之前，再努力一把，减轻一下罪过。

然而，榆林的情势，与一个多月前，已经完全大变，盐州的叛乱，就像一团烈火，彻底点燃了叛乱的干柴，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夏州这边的情况，比之之前，也是直线下滑，李继迁终于同野利部合流了，正式得到了野利部的全力支持，声势大振，兵马实力都得到了数倍的增长，黄羊平那个此前的剿贼前哨也失陷了，镇长张岩在生命的威胁之下，选择参与叛乱，并被李继迁拜为将军。

这显然，又成为了王侁的一个污点，毕竟那张岩与他颇有渊源。当然，像张岩这样的人，并不少，他们往往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选择忠于朝廷却要直接被叛军杀死，要么就参与进去。

对于很多人来讲，并不难选，即便苟延残喘，至少参与进去不用立刻就死，而在边地，常年与艰苦的环境做着斗争，生存本就成为了所有人的本能，至于道德忠诚什么的，对于豪强草莽而言，实在没有太多的约束力。

而得了野利部众的支持，李继迁实力大增，脱胎换骨，投奔他的党项人像决堤洪水一般涌去，李继迁也终于放下了一份戒心，毕竟，叛乱之初，盐州那边声势可比他在夏州的小打小闹大得多。

李继迁开始以抗汉领袖自居，四派使者，广邀豪杰，大封官爵，甚至给盐州的袁恪去了一道命令，意图把盐州的叛军纳入麾下。

对此，袁恪岂能认同，榆林的风云，是他搅起来了，岂能让李继迁给摘了桃子，虽然不至于交恶，但在这叛乱之处，榆林的各路叛军为了领导权的问题，就已经生出龃龉了。

孟玄喆对李继迁的出击，自然没有太大的效果，虽然有些缴获，杀毙叛军上千人，但一是天气，二是贼众太多，最终还是不得不退回夏州，王侁的盘算，终究落了空，以前是漫不经心，如今是有心无力。

而迫于榆林的形势变化，刘昉也终于从长安动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