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么多年了，大汉的体制早已完善，在城市的管理上，也日趋成熟，因此，倒也不是完全不知变通。

通商证，就是如此时局之下的一个变通手段。大汉的这些城市，毫无疑问，基本都属于消费型城市，都需要海量农村资源的供应，即便是处于市镇中的那些作坊、工场，其原材料供应，也需要从外部采购。而在其中起主要流通作用的，就是那些奔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大商小贩。

因此，从头至尾，官府出台政策，都只有限商，而非禁商。冬季，乃是各项民生资源消耗最严重的时节，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保证市镇内正常的生产生活，那也是会出乱子的，倘是那样，反而本末倒置，与维稳的初衷相悖。

榆林的叛乱，显而易见，给关内乃至整个西北官民的生计造成了严重影响，时局如此，在官府的禁制下，更有不少商户破产，尤其是那些抗风险能力较差的小商小贩。

即便稳定性最强的农村，也受到波及，为了配合榆林的剿匪，官府的劳役、兵役征召令，是大把地撒向广大乡野。

同时，也促发了一股还乡潮，很多在城市镇甸中混不下去的人，找不到其他出路，基本都选择先回乡窝着，等待解禁的一日。

危险与机遇，从来是相伴的，此事亦然。在几乎遍及整个关内道的大管制之中，同时也避免不了权钱交易，也催生出了一场财富狂潮。

普通的商贾，看到的只是官府限制，生意没法做，日子没法过，但对于那些少数大商，却是难得的机遇。聪明的有实力的人，在面临规则乃至禁令之时，想的却是如何借着这个机会牟利。

城市的需求始终存在，即便是官府也不能禁绝，有这道口子在，那些从事运输贸易的商贾，自然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竞争者直线下降，他们却可以籍此张开饕餮巨口，尽情地收割财富。

一张通商证，在可以转让的前两个月，甚至被炒到万贯一张，像长安、凤翔这样的大城，不投入个数万贯，根本拿不到。还是道府察觉这其中的乱象之后，方才打了个补丁，禁止通商证的转让，以实名实商注册。

即便如此，关内道御史察觉到其中的问题，也向朝廷奏报此事，言关内禁策过于扩大化，以致奸商作祟，大发国难财，关内物价飞涨，民生不安，希望朝廷及时拨乱反正。

至少，在一些有识之士眼中，即便要行限禁之策，也不必全道施行，像关内南部，远离榆林，就实无不要。至于陇右、河西部分地区，就更是凑热闹了。

不过，这样的提议，经过政事堂一番讨论之后，采取了默认态度。道理是那般，出现的乱象也是事实，只是凡事有利有弊，倘若真因地而论，那对关内诸官府的组织与执行能力，又将是一道巨大的考验。

一刀切或许会产生弊端，但不这样做，新的问题乱象也就随之产生，就目前来看，已经有一些关内道之外的商贾，削尖了脑袋想要参与进关内这个难得的财富狂潮，这世上，绝不缺冒险投机者。

不过，御史的进谏，也不是没有任何效果，至少太子刘旸在得知关内的情况之后，对于那些乱象，就十分不满，只是为顾全大局，不得不暂时忍耐。

西北问题频发，始终肃而不清，不只是刘皇帝，就是向以宽仁着称的刘旸，也失望至极，有些无法忍受了。

针对于此，又督促吏部，对西北吏治，拿出一套更进一步的整治条制来。而对那些借机谋利的商贾，也要做好秋后算账的准备，赵匡义就很贴心地提出，那些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囤积居奇乃至偷税漏税，可都是堂堂正正的理由，完全可以利用，不必急于一时。

喜欢牟取暴利的人，总有个上限，鱼肉百姓者，也往往是权力下的鱼肉，在割韭菜之事上，朝廷干得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已得心应手。如此，方才稍稍消解了太子刘旸心中的不满。

而不论封锁榆林的政策，有多少过激之处，又造成了怎样的后遗症，但在平叛事宜上，却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待进入开宝二十二年之后，榆林道就仿佛从大汉消失了一般，除了宣慰司偶尔而发布一些官报消息之外，再无其他内容，好似被遗忘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