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杨福在疑惑，作为安西首脑的魏王刘旻，同样因为集勒镇袭击事件而陷入深思。当然，他倒不疑惑这些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大规模的袭击事件，这两年在安西并不少见，只是，集勒也算是安西当前统治的腹心了，然那些“教匪”啸聚出没，袭击官府市镇，实在有些猖獗。

并由此，引发刘旻对当下安西局势的忧虑，此起彼伏的“教匪”叛乱，哪怕只是一些小骚乱，也让都督府不胜其烦了。

这已然成为了安西治安稳定最直接的祸患，治安战的麻烦，谁试谁知道，个中滋味，刘旻这些年是品尝了够。

从国内西迁而来的各族百姓，虽然都是武装移民，拿起农具能生产，提刀就能砍人，但“教匪”的袭击从来都是防不胜防，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而来自国内的移民，不怕吃苦，甚至不怕危险，但若是长期处在这种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其生产积极性也是大受影响，毕竟，他们大多数人还是怀揣着美好希望到安西来的。

十分的精力需要有三分放到对“教匪”的防备上，剩下的精力，可不够把所有事情做好。教匪肆掠，已经严重影响安西的社会治安与粮畜生产，而对当下的安西而言，农牧生产是与军事建设同等重要的大事，这件事解决不好，莫说百姓了，安西都督府也寝食难安。

这些年，安西都督府也在想方设法从国内吸引移民，其中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引国民填补安西之空缺，改变当地人口结构，夯实统治根基。

但要引人来，基本的社会治安总要保证吧，一个秩序不稳、随时处在骚乱中的地方，即便农牧条件再优良，也只会让人望而却步。

毕竟在当下的大汉，底层平民哪怕苦一些，但只要肯卖力，日子总能过下去。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这是再朴实不过的道理。

再加上个恋土情结，愿意跋涉千里来安西的人，就更少了，因此，移民的速度，是大大放缓的，这让安西都督府十分头疼。

如今安西治下的那二十多万国内移民，汉人也就十万出头，就这，还包括一些流人、罪犯，以及河陇地区一部分受不了“西征弊政”的贫民。在国内，承受的是西征之弊、之苦，到了安西，就是享受西征之利.

然就这些人，也远远无法满足安西都督府对人口的需求，他们是连国内的“二等胡民”都当做自己人，委以信任，保护财产。

在移民的目的上，安西这边似乎陷入了一个死结，一方面希望通过引入汉民，调整当地人口结构，从根本上解决统治问题；另外一方面，没有一个基本稳定的治安条件，对国内人口的吸引力又极度薄弱。

对于很多西北百姓来说，倘若西迁成为寻求改变生计的必然选择，那么何不去高昌，隔壁高昌道同样在实行人口政策，那还在“国内”，还不用翻越天山，农牧条件同样优越

当然，就从结果来说，迁到安西的人要远多于高昌，原因也很简单，安西有朝廷不计成本的扶持供血，甚至苦巴巴的高昌道本身都得抽血输向安西。

这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当初调整安西辖区，设立高昌道时，把疏勒地区从安西都督府划到高昌，算是割了块肥肉，事后从高昌抽点血“赔偿”给安西，也在“情理”当中。

西北官民，苦西征者恒多，但犹以高昌道为甚，没办法，高昌道属于后娘养的，各方面基础都很薄弱，不到十年的时间，曾经“一母同胞”，也有点离心离德了，这也是领地意识在作怪。

如今的情况，眼瞧着发生巨大变化了，朝廷虽然明面只是取缔了一系列因西征引发的“弊政”，但已经从实际上宣告停止过去那种供血式的支援。

对此，其他西北道州或许还存在些既得利益者的拉扯与角力，但在高昌道，却是官民齐心，一致拥护朝廷的正确决策。

在这样的背景下，安西都督府这边，危机意识暴涨，警铃大作。以刘旻为首的一批安西高层，已经认识到，安西内部那一系列问题，尤其是治安问题必需得到解决，否则，他们那并不算巩固的统治恐有颠覆风险。

然而，认识到这一点容易，难的是，如何解决碎叶城，与安西治下大部分城镇一样，城池设施经历过大规模改造，但毕竟曾作为黑汗国都，规模不小，汉家的文化气质正在不断浸润这座城市，但城内依旧保留了大量异域风格建筑。仅从建筑这一角度，都隐约能看出碎叶城的重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