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营所制，众人第一反应便是联想到曾经在大汉实行了二十多年的“营田制”，不少将领都下意识地皱起了眉头。

何为营田，简单地讲，就是由官府组织的一种低成本生产组织模式。其好处自不用提了，安置流民，恢复生产，在统一战争期间，各地的军、民屯为朝廷提供了海量的粮食与作战物资。

这一笔收入，让朝廷二十多年都割舍不下，虽然顺应时势发展，不断给营田户减轻负担，但扣扣索索，一直到开宝十年之后，营田制才真正、全面而彻底地废除。

而民屯虽然取消的，但军屯依旧延续了下来，在大汉诸边，都有以营田模式展开农牧劳作的情况。只不过，换了个名义，作为戍边、训练任务的一种，加之劳动强度大大减小，以及定期轮换，如此方没有乾祐末至开年初那般怨声载道，乃至屡次出现骚乱。

因此，边地军屯，依旧是诸边将士军需供应的重要补充，紧靠朝廷的粮饷调拨以及边地州县的微薄产出，成本还是太高昂。

说到底，营田制只是一种特殊背景、特定环境下的应急之策，长期为之必然滋生矛盾，产生问题。但在实行初期，在安置流民、恢复生产事务上有奇效，也往往用在破后而立的时候。

以安西如今面临的困境，刘旻想到通过营田来解决，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想要维持安西军民的日常供应，在外部支援难以依靠的情况下，挖掘自身，进行大生产、大开发活动，也是必然选择，只要农牧产出多了，问题依旧迎刃而解了。

按理说，以安西这样战后凋敝、亟待养息的现状，是比较适合搞屯田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安西的情况并不能按常理对待。

事实上，安西眼下，是基本没有实行营田制军民基础的。就拿军队来说，安西军队的构成，主要由西北边军、团练以及征召的诸胡部卒构成，而其中，除了胡人是为钱财卖命之外，余者更多是响应朝廷号召，铸剑为犁，开拓西域。

他们到安西来，一方面是为了获取功名富贵，另一方面则干脆是迫于军令，不敢违背。但不管是哪方面的原因，到安西来屯田放牧，绝不在他们地选项之内，因为他们大部分人，在国内都属于有产者，基本都有属于自己的田土房产，要种地，为何要选择留在安西？

早些年，刘旻也尝试过，那还是在龟兹之战结束，汉军横扫天山以南后，考虑到朝廷物资转运、军需供给之艰难，刘旻就尝试过让大军就地在允护水、托什干水流域屯田，当时就在军中引起了不小的怨言，随着对黑汗国战争的持续进行，最终也停罢了。

可以想见的是，倘若都督府再重提屯田，安西将士的态度大抵还是抗拒，甚至比当年要更激烈。封国之事已然定下，安西被分封出来，那是早晚的事，再加上朝廷停止西征诸政的消息已然传开，三万安西将士中，有多少人愿意留下来陪都督府在这里种田放牧，这显然是个未知数。

再从民的角度来说，不论胡汉，愿意从国内远迁到安西来，目标坦白地说就是为了利益，比在国内更多的好处。若依营田制，劳作所得大部分产出，都需要上缴官府，恰恰在于，没有多少人愿意留在安西给都督府打工。

如果注定要被剥削，在国内至少还有乡土、宗族，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到安西来，吃饱了撑的？好不容易才招揽来了这些国民，都督府又怎么可能将之逼走。

而倘若维持当下宽松的、温良的税收水平，那只需保持现状即可，根本没有必要在搞什么集中屯田，那只会把碎叶、郭城地区已然初步形成的官民地税关系再度打乱。

因此，真正可以施行营田制的，反倒是那些案黑汗、萨曼降卒、遗民，作为二等人，他们注定了要被压榨。然而，又才定下对这些人的清洗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搞营田，又如何组织？

当然，殿中的安西将领们自然不会去思考背后深层次的一些东西，只是下意识选择排斥，像到碎叶述职的杨城指挥使朱琚便直接道：“营所制？大王，将士们到安西，是为了立功受勋，是为了壮志大业，您不会又让我等又去屯田种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