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是在国舅李业建议的框架下进行调整，那毕竟符合皇帝心意，也是朝廷收治夏州的最终目标。只是，不像李业所求的那般急切，一步到位。

然而，即便手段相对柔和，却有一则基本的底线，那就是党项人要真正纳入大的统治体系，要服从官府的管理，要向朝廷缴纳赋税。

有了这个前提，在其他事务上，商量的余地也就大了。党项人可以保留自己的风俗习俗，不需要强行推动改发易服，但是，大汉律法制度的推行，也是势在必行的。

为安抚党项人，朝廷也给予一定的优惠，比如三年之内，不收取任何赋税。各部党项人，仍旧允许其以部落的形式存在，尤其原首领管理，朝廷挑选恭顺朝廷者授予官职。党项人所依赖的青白盐，朝廷不直接剥夺，但会派盐监前去“指导”，同时加强党项人与汉人之间的贸易往来、经济联系。

总体而言，对于党项人，朝廷采取的绥靖政策，在稳定局面的基础上，逐步同化。绥靖的意义在后世已经变成了软弱、投降，为人所鄙弃，然而，其本意绝不是一味的退让与妥协，只是顾全大局的一种政策罢了。

魏仁溥这干宰臣，自是老成谋国，在大局抵定的情况下，不欲采取急切的政策与过激的手段，以免节外生枝，也是可以理解的。

刘皇帝也理解，因而认同了他们的想法。当然，最主要的是，众臣深明皇帝吞并消化党项人的目标，也是朝着那个方向却努力。

有了这个认识，与刘皇帝达成共识，也就不难了。

相较之下，对于拓跋李氏，就不那么客气了，其三代以内，不论嫡旁系，悉数迁出，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经过商讨，决定将自李光睿以下的李氏族人，全部迁到河北。在集中安置还是分散安置上，最终选择了集中，无他，方便管理，迁徙的目的地，则是相州。

银州与绥州，并没有出乎意料，很快就陆续投降归附。毕竟，此前一直表现得强硬，实力也最雄厚的李光睿都投降了，他们哪里还能有其他选择，都老老实实的。

在夏绥四州尽复之后，朝廷的善后命令也相继而到，没有任何的拖延，杨业与王祐便按照朝廷的政策方针，再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落实。

迁族的事情，在拓跋李氏内部，自然引起了强烈不满，重土念家，可不是汉人独有，党项人同样舍不得离开自己的故土。

尤其是李氏，他们早已是脱离了传统游牧生产方式的“新党项人”。同时，对李氏进行大迁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其怨声载道，再加上，拓跋原本就是党项大部，而李氏嫡系自李思恭开始，也是旺盛繁衍，仅家族就是一大堆人，想要把这干人迁出，可想而知其中难度。

当然，人为刀俎，彼为鱼肉，在大汉的强权下，李氏内部有再大的怨气与不满，在汉军横行的时代，也容不得他们有更多的选择。

杨业可是得到了皇帝的授意，顺昌逆亡，他的战刀，可还未怎么开刃了。

另一方面，则是对原定难军军队的处理事项，在此事方面，要谨慎得多，没有任何事务，比军队出了问题，造成的破坏还要严重。

夏绥四州的军队，加起来也有上万人，其中汉籍全部保留，其军中精壮骨干，一部分挑出充入番部以及就地戍防，还有一部分则调至东京禁军，深入同化。

剩下有六千余众，全部外迁，名义上是调走，这回不是内迁，而是发戍至山阳。宋琪在山阳任上，时不时地向刘皇帝要人，这回给他一份大礼。

六千定难士兵，可不是单纯的六千卒，而是把他们的一家老小都包含在内的，是整整六千户人口，对于边地而言，足可充实好几个县了。

如此，将定难军一番拆分，不管其他人怎么看，他自己心里是舒坦了很多。

当然，刘皇帝自己心里也有谱，事情绝不会轻松，党项人也不会就真的那么听话，那么顺服。在排除直接反叛的可能下，大汉在夏绥的统治，还需经历不小的考验。

要看王祐与杨业的能力。显而易见的，杨业此番平定夏绥，最考验的不是他统军作战的能力，而是他协调关系、处置俗务的能力，到目前为止，做得还不错，杨业是个有大局观的帅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