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有人，如熟知德国情况的拉狄克则坚定地告诉列宁，绝对不能听信并且必须谴责对穆尔的诬陷和诽谤。列宁本人则始终坚持，各种非议在无确凿事实根据的情况下都不可轻信，应以坦诚信任的态度对待这位在艰苦岁月里资助过革命的国际友人。因此，十月革命后在对德布列斯特和谈的危急关头，列

宁仍然聘请熟知德国情况的穆尔作为自己与德方谈判的特别顾问。

1919年3月穆尔应邀出席了由列宁主持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日子里，穆尔仍以其特殊有利的身份奔走于苏俄和西欧之间。身负特殊使命的著名布尔什维克拉狄克在被德国反动政府逮捕关押期间，也曾得到穆尔的热诚关照和帮助而幸免于难（穆尔花钱打通官方渠道，将拉狄克的牢房变成特殊的沙龙。）

列宁逝世后第四年，穆尔最终离开苏俄，1932年逝世于柏林。至死他都是以国际社会党左派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最终也没有人能以确实的资料证明他是“德国的代理人”，就像无法证实布尔什维克曾经接受过德国反动政府的津贴一样。

不过最让人寒心的是，布尔什维克在列宁遇刺重伤不能理事之时，对这位老朋友却一点都谈不上友善。布尔什维克与穆尔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仅表现在，作为处于地下状态和困境中的革命党曾得到过这位异邦友人的巨额资助，而且在于布尔什维克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为结清这笔债务双方又经历过长达六七年的纠葛和不快。穆尔本人则几乎为此而丧了命。

如果说前者是令人欣慰的喜剧和正剧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令人费解乃至伤感的悲剧和闹剧。这位德国神秘人物的索债行为，不知是他的正常的经济观念（借款要还）使然，还是由于掌权后的布尔什维克党对他的怀疑、冷漠和伤害所致。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伊始，作为列宁的朋友，穆尔办理赴苏俄的护照就不很顺利，而不得不求助于列宁。1919年在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期间，穆尔首次向列宁提出归还其借款的要求，列宁当即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认同。

两年后还是在列宁帮助下穆尔才来到莫斯科，正式向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提出要求，归还十月革命前借给布尔什维克国外局的全部款项。由于未得答复，他先后给列

宁、莫洛托夫（时任俄共中央书记）写信重申自己的要求。

列宁不仅给穆尔回过信，表示亲切的关怀，并允诺“一切事务问题可以来找我”，并明确指示“立即同穆尔清账”。由于具体执行者互相推诿扯皮，穆尔又不得不向俄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有关部门“发了无数的信件和电报”，“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

1922年列宁病重之后，穆尔要求还款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了。特别是列宁逝世后，他几乎处于无人理睬的困窘境地。在长达六年多的时间内，这位可怜的德国人为索还本应属于自己的款项，付出了巨大的多方面的牺牲和代价：

在经济上，由于他借出的款项一部分属于他继承遗产所得的私人存款，大部分是有息贷款，因不能如期还贷，不得不向银行抵押有价证券，支付巨额利息和保证金。为此，他蒙受了近万美元的经济损失。同时他还过着困窘拮据的生活。

在健康方面，由于物质生活条件愈益低下和俄罗斯恶劣的气候（漫长冬天的严寒和潮湿），年过古稀的老人先后患上了心脏病、肺病、风湿症和哮喘病及神经系统的疾患。由于当时

俄国医疗条件较差，又得不到俄国政府的关照，他的多种疾病得不到及时的有效的治疗，从而使其健康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害。

更为严重的伤害在精神和心理方面。作为一个“在党（布尔什维克）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无私的巨大帮助”的外国友人，他理应受到获得胜利后处于执政地位的俄国党和政府的尊重，至少在清欠债款这个问题上他应受到公正的对待。

但是，结局却正好相反。特别在列宁逝世后，俄国党和政府既不遵从列宁的指示抓紧时间解决问题，又极其傲慢无理，公开冷漠和厌恶昔日的资助者，干脆将其作为讨厌的包袱，仿佛欠债的不是俄国人而是穆尔。这一切使他的精神痛苦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他在冰冷的地下室里向俄国党和政府发出了可怜的哀求：“不要让我死在俄罗斯！”

而在政治上，长期滞留俄罗斯使穆尔失去了回国参加大选和在议会工作的机会。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穆尔不得不回过头来向自己国家党内的同志、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受到普遍尊重的克拉拉蔡特金女士求助。

正是由于蔡特金的直接干预，这件长达七年的债款纠葛才得解决。这位50多年来一直关心和支持俄国革命、热情保护和资助处于困境的俄国革命者的“可爱的老同志穆尔”（蔡特金语）最终离开了使他伤透了心的苏俄。五年后他因病逝世于柏林。这期间国际上反苏声浪甚嚣尘上，但是人们没有看到伤心透顶的穆尔发表过任何反苏的言论。

093 钱从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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