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安朵工作后，她在一些报纸、电视上看到的报道中，都把艾滋病视为资本主义的疾病。

那些报道多以国际新闻为主，消息常来自外电，鲜有国内民间、个体的内容。

那时候的安朵就有一种“艾滋病离我很遥远”的感觉。

安朵认为，这种感觉不单单自己有，社会大众肯定也有。

因为每一个和她一样的社会大众，接受的都是同样单一的信息。

现在突然看到央视、滇云电视台集中报道滇云省艾滋病疫情，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至于检测出来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社会公众一致把这些人归咎为他们追随了资本主义贪图享受的生活方式。

“艾滋”即“爱资”，这样的译称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感染风险毫不例外地与“外宾、归国人员、边境居民、外国人”等等形象相联系起来。

从一开始，艾滋病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一种疾病”，更是被隐喻为“一种人格类型、道德评判或者政治态度”。

反正一句话，得艾滋病的人都被拉上了道德法庭，他们全部是一些道德败坏的人渣。

这样的讨论无处不在，除了大爷大妈，还有机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街坊邻居。

上班时候会讨论，下班了休闲娱乐会议论，对艾滋病无处不在的讨伐，源于对艾滋病的深恶痛绝。

几乎所有的社会人群都认为，只有那些放纵的、甚至是罪恶的人，才有机会得“爱资”。

艾滋病是对这类人群的“罪与罚”。

每每听到人们热烈而义愤填膺的讨论，安朵也时常扪心自问。

如果自己不是早于其他卫生技术人员一步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她甚至就是其中参与讨论最激烈的一个。

由于缺乏对艾滋病的全面认知，人们对艾滋病的片面理解、误解和污名化，艾滋病又被称为“世纪瘟疫”，全社会陷入一派“谈艾色变”的境地。

除了憎恶艾滋病感染者，对这种传染病，社会公众更是“怕”字当头。

人类社会中，无法被治愈的疾病很多，包括很多常见病，比如糖尿病。

可传染性的疾病也不少，但是在医学技术手段下，大多数都被消灭，或逐渐被疫苗相对抗。

能够致人死亡的疾病很多，比如心脏病、糖尿病、癌症等等。

而艾滋病是致死性、可传染、不可治愈这三个条件的交汇点，这本身就足以造成恐惧。

恐惧导致了禁忌，禁忌本身又确立了恐惧。

由此，艾滋病成了一个魔鬼的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