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蒋师傅经常提着大包小包往足浴店跑，有啥好吃的、好用的，都给小芳留了一份。

几个月后，小芳突然决定回老家，蒋师傅心灰意冷。

十一月初，蒋师傅要做脂肪瘤切除的小手术。

但术前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告诉他“hiv抗体阳性”。

“我怎么可能得这种病？”

蒋师傅一开始难以置信，不愿再回想起和小芳的经历。

在医生的开导下，蒋师傅慢慢接受现实，调整心态，开始服药。

今年六十五岁的陈大妈，是一位退休女教师，退休之后日子过得还算清闲，偶尔会帮着儿子带带孙子，闲下来的时候就会和昔日好友聊天打麻将。

不过陈大妈一直都是处于独居的状态，儿子很少回家，最多也是打电话慰问。

在家的陈大妈经常感觉到无聊，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不甘心。

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和老姐妹喜欢上了跳舞，通过跳舞结交了不少朋友。

其中还和一位拉二胡的长得比较儒雅的老罗有过一段如胶似漆的性爱。

前段时间陈大妈发现自己身体有些不舒服，到医院检查之后，才发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自从我的家人知道我得了艾滋病，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孙子。”

六十一岁的吴大胜对安朵谈到过去时充满了悔恨。

对于老年艾滋病患者来说，他们在得到诊断的那一刻不再是“好人”。

在许多人的传统观念中，这种“肮脏的疾病”是可耻的。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疾病，如何预防，或者艾滋病的后果。”

这是安朵看到的大多数老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面临的困境。

性需求和孤独感交织在一起，这是老年人无法形容的焦虑。

二0一五年，普宁全市报告了三百九十一起病例，二0一八年，有五百零三起报告病例。

在普宁六十岁以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数量不断上升的背后，隐藏着孤独、歧视、恐惧和自卑，这些都是老年人们无法在内心表达的。

“我现在只要一走出去，当我看到村子里有人的时候，我觉得他在嘀咕我得了艾滋病，骂我不是个好人，我现在连门都不敢出。”

曾经的吴大胜为了养活一对孩子，一年到头都在工程队打工。

作为一名妻子十多年前去世的单身农民工，吴大胜年轻时每天早起赚钱。

对于性，这个害羞而难以形容的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与吴大胜没有丁点的关系。

吴大胜回忆说，可能的“中标者”应该是他在平坝县建筑工地时出去找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