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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七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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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涌见司徒桥涨红了脸,却又无法出言反驳,生怕他恼羞成怒,于众人不利。急忙又安抚众人,这才对司徒桥说道:“大家各让一步,别再纠缠这些细枝末节。司徒先生,后来怎样?”

司徒桥被刘涌一番话说得也是心下暗自惭愧,听他如此一问,正是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下,便即接着说道:“魏千户听那石大人提到刘基之名,当即笑道:‘石大人说的不错。当日太祖定都南京之时,这城池并不叫南京,而是叫作应天。太祖皇帝最初想定都之地,却也不是应天府,而是太祖的家乡凤阳。我大明开国的文臣武将之中,出身凤阳的不在少数。群臣随着太祖皇帝出生入死,打下了万里江山,正是衣锦还乡之时。只不过刘大人却以为凤阳四面受敌,无险可守,作为国都来说,是一处极险之地。太祖皇帝听了刘大人之言,只得打消了迁都的念头。至于应天府此前虽然也做过都城,只不过在此建都的朝代,都是偏安于一隅的小朝廷,最终的结局都不大好。刘大人以为应天虽然四处有水,可作城防,只是这水虽能阻挡敌军,反过来也能被敌军所用。若是敌军统帅施以水攻,应天危矣。敌军一旦兵临城下,应天便成死地。既然天下已定,便应寻找表里山河之处,作为大明的都城。只不过刘大人奇功甚多,惹人猜忌,不久便即致仕。只是在他离开应天之前,却与太祖皇帝有过几次密谈。其中一次便是提醒太祖,都城之地应早定,以免横生枝节。应天城四战之地,若是祸起萧墙,便有倾覆之险,是以须得早做准备。他建议太祖皇帝,忠教寺所在之地,距离皇宫不远,且地势开阔,四通八达。若是在忠教寺中设置密室,即便有人意图对皇帝不利,突然发难。皇帝也可暂时避入忠教寺的密室之中,调兵遣将,以待后援。太祖皇帝听从了刘大人的建议,便令人重建忠教寺大殿,在这大殿之中开辟出一件密室,便是咱们所在的这间屋子。’

“那石大人听到此处,长出了一口气,对魏千户道:‘原来如此。太祖皇帝和刘大人深谋远虑,君臣二人确是龙虎风云际会。这密室中的金银珠宝,想来就是当时太祖皇帝所藏。一旦事情有变,这些金银充作军费,召集兵马,以图恢复……’

“石大人话音未落,魏千户摇了摇头道:‘石大人,你这次可猜错了。这些奇珍异宝,可不是太祖皇帝所藏。太祖皇帝虽听了刘大人的建议,重建了忠教寺大殿,又自皇宫之中,挖了一条地道,直通到忠教寺大殿的密室之中。只是刘大人致仕之后,朝廷之中风波不断,太祖皇帝全力应付政局,先后平灭了胡惟庸和蓝玉这一文一武两大派系。他内心之中,已有迁都之意。太子朱标之死,多少也与此事有关。诸事纷扰之下,太祖皇帝又哪有时间搜罗金银珠宝,充斥于密室之中?’”

司徒桥说到此处,略停了片刻,接着说道:“各位,大明朝迁都之事,确是一件大事。那姓魏的说话虽然婆婆妈妈,只是太子朱标因迁都之事而亡,却也没有说错。”

众人心下均想:“这人说话太过啰嗦。原本只是说朱棣的出身,讲来讲去绕了一大圈,竟然说到了太子朱标之死。这样说下去的话,只怕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只是众人知道司徒桥性子古怪,却也不想出言与此人争辩,只得强行压住心中的怒气,听他说了下去。

司徒桥说道:“太祖决意迁都之后,便派了太子朱标勘察几处可以作为都城的城池。朱标到了西安,对此地甚是满意,特意找画师画了西安的地图,便即返回应天府,想向太祖皇帝建议迁都西安。只是他路上染病,回到应天后不久便即病故。若是他不死,大明朝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了。魏千户向那石大人说了一番话,大意也是如此。到了最后,只听那魏千户道:‘靖难之役爆发之后,燕军攻入应天,主力兵马自然是直奔皇宫,另有一支奇兵却杀向了忠教寺,统率这支奇兵的正是郑和。其时他还未受皇帝赐姓为郑,仍是叫作马三保。燕王之所以派出这支奇兵,便是他安插在建文帝身边的内应透露出消息,说是皇宫中有一条密道直通忠教寺,这才派心腹马三保带兵进驻忠教寺,以防建文帝从此处逃脱。石大人不妨想想,兵荒马乱之中,若是这密室之中到处都是奇珍异宝,马三保军纪再严,只怕这些东西也会被乱军一抢而空,又怎么会留到今日?’”

众人听司徒桥说到这里,却是暗暗点头。在场的这些人中,除了厉秋风、慕容丹砚和司徒桥外,都是各帮派的帮主和掌门人,江湖之中的争斗厮杀,每人也参加过不少。是以众人心下都知道,临敌之际,须得动之以利,帮众门人才会拼命。这“利”又可分为“权力”和“钱财”。身居高位之人,自然是为了争得更多的“权力”,才会为帮主、掌门人卖命。至于普通帮众和门人,却是为了“钱财”才会效死力。是以争斗之时,各帮派首脑人物对于门下之人趁乱掠夺财物,大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江湖之中的仇杀争斗,最多不过数百人参与。而战场之上,双方的兵马却往往是数万甚至数十万。统兵大将为了能够激励士气,往往许诺破敌之后可抢掠数日。战国之前,各国交战之际,尚遵循礼数,列堂堂之阵,敌人败逃之际,并不纵兵烧杀抢掠。只是到了七雄争霸之时,秦国商鞅变法之后,兵行诡道,大举进攻山东六国。因补给困难,便主张“因粮于敌”,其实就是纵兵抢劫敌国粮仓和百姓的粮食充作军用。到得后来,“因粮于敌”变成了“因财于敌”,军士往往趁乱大肆抢掠金银财物。历朝历代兵荒马敌之时,统兵大将在破敌之后的几日之内,往往不对军士抢掠行为加以约束,便是为了激励士气。即便是名臣大将,在这件事上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放眼自战国至大明立国两千年间,能公开约束兵士抢掠的只有两位大将。一人是三国时刘备帐下的大将赵云。刘备攻占成都之后,荆州兵在成都抢掠,只有赵云所部秋毫无犯。当刘备准备将成都的田产宅院分给诸将之时,又是赵云力谏,引霍去病故事劝谏刘备将田宅归还百姓。另一人是宋初大将曹彬。宋军攻蜀之战,曹彬所部军纪最严,宋军攻蜀诸将占领成都之后,纵兵抢掠百姓及降兵财物,只有曹彬约束麾下兵将,抢夺一物便即斩首。是以蜀中因宋军军纪败坏而叛军大起之时,除曹彬等少数几位将领之外,其余攻蜀诸将都受到了处罚。待宋太祖赵匡胤下令平灭南唐之时,便以曹彬作为主帅,最终灭了南唐。李煜君臣及江南百姓未受太多伤亡,也与曹彬约束部下极严大有关联。

除了这两人之外,纵观历代名将,能约束部下不大肆杀戮抢掠之人,却是少之有少。带兵大将多无好下场,固然有功高震主的原因,大多数却是因为杀戳太重,祸及自身及子孙,是以为将者不可不存仁慈之心。如秦国大将白起、蒙恬之辈,临死之际才感叹自己战阵之上杀戳太重,却是为时已晚,徒留笑柄于后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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