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市面上一石米的价钱是一千二百钱。这是官府划定的粮价最高线。

但是，想也知道，这个价钱已经买不到粮食了，黑市交易粮食基本上一石一千五百文往上。

粮食价格是一切物品价格的基准，粮食价格上涨，其余物品想要不涨价也不可能了。

现如今汴京郊外收购一石谷子（即没有脱壳的粮食，不会有人以为大米是超市长出来的吧）都要八百文以上。

一般来说，一石谷子和一石米的比价大概是二比一，要是刚收的谷子价格还会更低（含有水分，要经过晾晒才能够入仓库保存）。也就是说，如今市面上的米价实际上应该有一千六百文，真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数字。

汴京城百万人口，绝大部分人都是物价敏感群体，粮食上涨百分之十就要饿肚子，如今这价格比之平时，直接翻了一倍，而且还看不见底，自然导致民议汹汹，民众争先恐后地争抢粮食。

赵祯难以理解汴京这一次莫名其妙的物价上涨危机，之前几次物价上涨，要么是水灾，要么是干旱，要么是大运河堵塞，要么是辽人在边境屯兵。

总而言之，都是有一个理由的，然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问题基本上能够解决。

怎么这一次明明风调雨顺也会突然上涨，就只能够归结为有不法商贩囤货居奇，操控物价。然后赵祯的应对手段是加大对粮商的监管，同时开放储备粮，加紧转运江淮粮食。

但是，哪怕是十万石粮食投入到市场上，也就好像打了一个水漂一样，不一会儿就沉下去了，不见声响。

除了投机资本扫货外，百姓感觉到粮食不足，争相抢购，对未来的恐慌，导致无论多少粮食投入都没有效果。所以面对经济危机的时候，信心是最重要的。

而粮价上涨带来的社会问题，比如打砸抢烧，比如刚刚压制下去的高利贷，纷纷出现。

民间出现了不少小民向地主借高利贷而地主畏惧不许，小民困饿而死的故事。

朝中甚至有声音出现，认为应该放宽对高利贷的约束，小民用钱换命，为什么不许。这是人说的话？

改革之难！改革之难！为什么难？改之前难，改的时候难，改过了维系难。

强大的历史惯性，使得高利贷在民间有着广泛的生存空间。小民的脆弱性使得其自身借贷成本极高，地主为了确保自身利益也会提高利息。类似于后世小微企业借贷难。晴天借伞，雨天收伞，听起来荒诞不经，但从风险的角度上看有其现实性。

改革是不可能回退的，这一点，赵昕与赵祯的看法是一致的。赵昕得了名声，赵祯得了实在好处，怎么可能吐出来，所以问题就是如何解决。

因为高利贷被打掉，大量资本自借贷业务析出，转向大宗商品，不仅仅是粮价，其他很多物价也是一起上涨。资本需要一个蓄水池，美国股市，日本债市，中国房市，都是这个道理。要么房子涨你住不起，要么粮食涨你吃不起，那当然是房子涨了。

赵祯的手段已经被实践证明没有效果，赵昕请命道：“望父皇许儿臣经办此事，半月可平。”

老实说，赵祯并不相信赵昕有这个本事，哪怕是赵昕在淮河有几个粮仓，但统共不过五十万石，这一次物价涨幅凶猛，哪里是这么好平息的。

“你要多少粮布？粮布定价多少？”

“当下要务，不在出粮布，而在定人心。不然纵有千万石粮食又如何。”赵昕口气很大，要是别人这么说，赵祯直接就骂书呆子了，但是这儿子总是能够带给他惊喜，倒也不妨多些期待。